当爱意燃烧时，一切似乎都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双方都在付出，也都在接受；在给予支持，也在获得支持。关系中的双方不会觉得被束缚，相反，他们会感到伴侣是自己坚实的臂弯，让自己能够充满信心地探索世界。当然，不同文化对关系规则的定义不同，但是所有文化里都有“坠入爱河”一说。
曾经“爱过”的人，都知道爱上一个人很容易的，一直爱一个人则很难。成为好伴侣是件不容易的事，而且大多数情况并非是自然而然就能做到。想要维系一段感情，需要花费很多功夫，而且结果往往事与愿违。有时我们过于索取，有时候我们太想被别人爱着了，以至于过于执着于自己，或忽略了伴侣的需求。这种时候似乎不存在你来我往，也不存在付出和接受。

以往对关系的理解

一百多年前，潜意识的发现者、精神分析的发明者Sigmund Freud指出，爱的根源不在于反复的试误，甚至不在于青春期发展的成败，而是根植于婴儿期、根植于我们的早期经历、根植于母亲的怀抱。他在60多年前出版的遗作中提到，婴儿与母亲的关系纽带是最持久的，也是之后所有事情的原型。
这个观点很是令人惊讶，甚至难以置信。惊讶在于，在弗洛伊德时代，早期的经验被认为是无关紧要的。心理学家和心理医生认为婴儿（甚至儿童）的社交和情感生活是“空无（empty）”的，或者会立即被孩子遗忘。如此早期的经验怎么会产生这么深远的影响呢？早期经验真的会影响成年生活吗？

当今对于弗洛伊德理念的理解

即使到了今天，就我们对婴儿发展的了解而言，“婴儿期经历会对成年生活产生影响”的这一观点似乎还是很令人惊讶的。婴儿及儿童比我们曾经认为的要复杂得多。直到现今，心理学家还认为儿童只是成年人的缩小版或半成品。实际上，一些设计非常精巧的实验表明，从认知上讲婴儿根本不是缩小版的成年人，婴幼儿对世界的认识与我们大不相同。婴幼儿按照自己的规则而不是成人的规则来移动、观察、到达、抓握、说话、思考，甚至体验情绪。
婴儿期到学步儿期的转变不单单只是个体长大了或发展的更好了而已，而是其开始以不同的方法行事。从童年期到青春期的转变，以及从青春期到成年的过渡也是如此。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理解一直在变化。从心理上讲，我们就像毛毛虫一样，在发展的每个阶段都变成了完全不同的样子。那弗洛伊德的观点怎么可能是对的呢？如果我们都变得完全不同了，曾经某个阶段会影响我们的事物，怎么会在以后还继续产生影响？这似乎是不太可能的。然而，有决定性的证据表明弗洛伊德在某些方面的观点所言不虚。

婴儿期的依恋类型

为了验证弗洛伊德的假设，心理学家必须给出依恋的定义并澄清其衡量标准。对于弗洛伊德来说，依恋意味着黏附（cling）和依赖，但他其实并没有直接与孩子工作或去观察孩子。当英国心理学家约翰·鲍尔比和加拿大心理学家玛丽·安斯沃思进行更为系统的研究时，他们有了截然不同的发现。在最常见的、最令人满意的母婴关系中，婴儿并非是无助的、只能黏附依赖着母亲小宝宝。他们是活跃、干练的探险家，以母亲为安全基地，在周围环境中进行探索并尝试所有新的技能。
当然，有些个体在这种关系中的感受会更好。他们似乎对母亲的可及性更有信心，因此更有信心离开母亲的怀抱向外探索。鲍尔比和安斯沃思将这类婴儿归为安全型（自信）依恋。其他缺乏这种信心的婴儿则被分类为不安全感型依恋。
目前尚不清楚为什么某些婴儿会发展为不安全型依恋。但是，如果问题是“为什么有些婴儿会对母亲的可及性和反应能力缺乏信心？”，答案就显而易见了。信心来自过去的经验——如果你之前一直在我身边，我会预期你将再次回来。如果你在我需要时让我失望了，我也就不知道以后是否还可以依赖你了。这一切关乎预期，也正是安斯沃思在研究中的发现。
这些是检验弗洛伊德关于早期经验的观点是否有效力的重要步骤。下一步是开发一种可选择性的方案，并追踪母亲和婴儿数周时间，从而评估安全及不安全型依恋。这个解决方案是一个20分钟的、简单的实验室实验，被称为“陌生情境”实验。它是这样的：研究者在一个小型研究室中给婴儿及其母亲录制录像，母亲坐在椅子上，地板上放着婴儿玩具。母亲被告知，在两个关键时间点要把婴儿留在房间里三分钟（一次让婴儿与一位女研究助手在一起，一次放婴儿单独一人）。
许多心理学家预期，实验的关键信息在于婴儿对母亲离开的反应，但安斯沃思并没有预先下定论。她仔细、耐心地收集了过去十二个月内在被访者家中观察的近30名婴儿的数据。令人惊讶的是，那些在家中看似属于安全型或不安全型的婴儿，当母亲离开“陌生情境”房间时，他们的哭泣情况完全没有区别。在两组观察中，都有一半孩子哭了，而另一半没有。真正让我们区分出安全型和不安全型依恋的，是母亲回来后他们的反应。
在家里拥有“安全基地”的婴儿很高兴看到母亲回来，他们会竭尽全力地去迎接母亲，或者至少远远地就以微笑或手势高兴地招呼她——做一切可以重新建立心理联结的事情。如果他们那时候在哭，就会紧紧抱住母亲，也被母亲抱住——这能使他们平静下来，并且又重新自己玩了起来。
在“陌生情境”实验下，那些难以信任母亲、难以将其当做安全基地的婴儿的行为则大相径庭。他们很难和母亲“团聚”，会背对着母亲。当母亲试图安抚他们：“噢，别生气，我回来啦”时，他们拒绝和母亲有目光接触。有些孩子会挪到一旁、闷闷不乐，或者表现得像是迷上了地毯上的绒毛或玩具。安斯沃思称这类孩子为不安全—回避型依恋。
某类不安全依恋的婴儿会在母亲返回后仍拼命哭泣，但同时拒绝靠近她。如果母亲试图抱起孩子，他们会把母亲推开。当他们看起来安定下来了，母亲也很自然地把他们放回玩具堆里时——他们并没有真正安定下来——他们会在母亲的脚下久久地、剧烈地哭泣。他们虽然嚎啕大哭，但不会伸手寻求母亲拥抱或试图去接触她。安斯沃思称这些婴儿不安全—矛盾型依恋。
因此，“陌生情境”实验被证明是评估婴儿依恋类型的十分有价值的工具。事实也是如此，全世界的儿童心理学家投票将安斯沃思的工作推选为儿童心理学史上五项最具革命性的研究之一。当然，他们这样做的考虑并不只基于她与婴儿的工作。在长达二十多年的一系列研究中，安斯沃思及麾下受训的学生证明，在“陌生情境”实验中，成人关系中的安全型、回避型和矛盾型依恋模式也很明显得到印证。这个结果令人十分惊讶，也是检验弗洛伊德的“母婴关系作为未来所有恋爱关系原型”这一想法的关键。

成年后的依恋类型

在安斯沃思解决了婴儿依恋类型评估这一问题之后，在将近20年时间里，成年人依恋类型评估这个难题都没有得到解决。成人之间的关系实在太难企及，它们发生在更广阔的空间和时间水平上，并且比母婴互动更为私密。而且，成人关系中的事情更多发生在精神空间中，他们甚至完全不必和自己的伴侣互动，不必考虑过去做过或将来可能做的事情。也就是说，观察者并看不见他们彼此之间的许多关系。
幸运的是，安斯沃思的学生玛丽·梅恩意识到，我们可能不必非得观察情侣们在一起时的表现。早期经验不仅塑造了后来的行为，也可能对塑造个体的信念和期望产生巨大影响。因此，她精心设计了一个名为“成人依恋访谈”的半结构化问卷，检视成年人对自己与父母双方关系的看法。在收集了成千上万页这样的访谈资料后，梅恩细细地整理她的结果，令她和其他研究者吃惊的是，结果显示出与安斯沃思在“陌生情境”实验下所观察到的相同的差异。在她的研究中，大多数参与者都讲述了自己与父母关系相关的故事，这些故事前后呼应，逻辑自洽可信。他们似乎很重视这些关系，并能很好地回忆起早期的经历，用这些经历来支持他们对父母的描述:善良、有趣、温暖，等等。梅恩将这些人定义为安全型——与其依恋类型一致。
更令人惊讶的是，也有相当一部分参与者听起来像是成人版的不安全-回避型婴儿。他们很难描述和父母的关系——似乎是一片空白。而当提到快乐或温暖之类的描述时，他们也很难回忆起儿时发生的事情，用来佐证这种描述是正确的。记忆就在那里——如果父母谈及，他们就能回忆起——但他们对童年的理解是如此的不连贯，以至于无法主动找回记忆。认知心理学家会说，他们有记忆，但缺乏有效的检索线索。这些人往往会低估早期关系的重要性，会说:“我就是这样的。我认为我的过去与现在无关。”有时，他们并没有对父母持有现实的想法，而是把他们理想化了——“一切都很好”“他们是最好的”“再好不过了”。对心理学家来说，这似乎是一种脱离现实，是一种对真实经历和感受的回避。事实上，“回避型”这个词很适合描述这些人。但是玛丽·梅恩不希望他人在主观上把对此的表述方式与“陌生情境”实验的表述完全对应——这最好通过数据来证实。因此，她把这种模式称为“不安全-疏离型（insecure– dismissing）”，而不是“不安全-回避型（insecure-avoidant）”。
在成人依恋类型中甚至还有一类似乎是来自“陌生情境”中的不安全-矛盾型。这类人与父母的关系——从始到今的关系——就好像每一个不确定的、未解决的问题都是发生在此时此刻的。如果你问他们小时候是否独自一人，他们会告诉你父母去巴哈马群岛的故事。这听起来好像还行，但他们会变得越来越紧张。叙述中他们被落下了，只有五岁，不认识保姆——保姆可以是任何人。父母从不打电话回来，也没有带礼物。他们絮絮叨叨说了一大堆20年前的事，这些事也都看起来很普通。总而言之，他们被关系议题占据了全部心神，就像那些矛盾型的婴儿一样。他们很难“走出”压力事件，玛丽·梅恩称他们为不安全-混乱型。
近来，朱迪思·克罗威尔(Judith Crowell)和埃弗雷特·沃特斯(Everett Waters)(也是安斯沃思的学生)改编了成人依恋访谈，以供伴侣使用。他们称之为“当前关系访谈”。这个访谈和成人依恋访谈非常类似，不过成年人被问及的不是与父母的关系，而是与配偶的关系。和在成人依恋访谈一样，参与者似乎很容易被分类为安全型、不安全-疏离型和不安全-混乱型。“陌生情境”实验、“成人依恋访谈”和“当前的关系访谈”是我们检验弗洛伊德100年前的假设——婴儿与母亲的关系是后来成年关系的模板——所需要的工具。

检验弗洛伊德的假设

“陌生情境”实验、“成人依恋访谈”和“当前的关系访谈”检测了个体将同伴作为安全基地的能力。在婴儿期，这个同伴的角色往往是母亲，有安全基地时的行为举止也可以展现在众人眼前。问题不在于婴儿的依恋行为是否会预测成年后的依恋行为，而在于婴儿对第一段关系的信心是否为其塑造了信念和期望，从而得以指导以后的关系。
最近，沃特斯和克罗威尔发表了两项重要的研究，为“早期经验可以影响成人关系”这一观点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在第一项研究中，他们检测了50名一岁大的儿童在“陌生情境”实验中的安全依恋感，然后于20年后用成人依恋访谈中检测了同一批受试者。心理学家惊奇地发现，85%在“陌生情境”实验中被认为是安全型依恋的婴儿，在20年后的成人依恋访谈中也都是安全型依恋——结果一致。此外，在12个月大时，不安全型依恋的婴儿只有25%的机会会在与父母的成年关系中变成安全型——智商从婴儿期到成年期也不是这么稳定一致的。结果很明显，早期孩子与父母的行为模式，塑造了其成年后关于家庭关系的信念模式。
但是，这与家庭之外的关系会有联系吗?克罗威尔和沃特斯用几百对订婚夫妇的样本的测试验证这一点，这些夫妇参加了成人依恋访谈和当前关系访谈。他们发现相比其他人，那些与父母有着安全依恋的人与未婚妻之间也更有可能是安全依恋的。这也和行为有关。我们可以发现，在有关婚姻议题讨论的录像带中，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对伴侣持一致的安全信念的个体更有可能把同伴当做安全基地，向他们寻求帮助、解释自己的所需所求、在这个困难的问题讨论中接受同伴的帮助和支持。他们也能更容易地识别出何时伴侣在寻求帮助，更能看到并提供伴侣所需的帮助。不安全-疏离型依恋和不安全-混乱型依恋的个体都更不容易把伴侣作为安全基地，以获取或提供帮助。他们不知道彼此需要什么，认为“提供帮助”就意味着承认自己的过错，或者被自己的问题搞得焦头烂醉，完全顾及不到对方。
综上所述，这些研究表明，婴儿期的依恋会影响成年后的关系信念和态度，而这些影响会延伸到原生家庭之外，从而影响伴侣之间的行为。研究结果初步表明，这些信念和期望也与“成为一个好家长”和“培养孩子的安全感”有关。
75年前，弗洛伊德认为早期经历会影响成年后的驱力和动机。现在看来，这个当时让人难以置信的假设似乎有其道理。至少，早期的关系确实与成年后的关系信念和行为结构有关。这并不是指个体长大后会想要和父母那样的人结婚，而是让我们开始理解早期就拥有一个安全基地会意味着什么。当然，与父母的关系并不是影响个体作为一个成年人去爱的唯一因素。即使是一个不安全型依恋的婴儿，也有机会回到良好关系的道路上。随着时间的推移，良好的友谊或一个让其感到安全伴侣可能会给个体展示一种不同的关系方式，帮助其回到快乐、慷慨、充实的关系之路上。这并不容易，但没有什么是板上钉钉的。在安全型的伴侣的帮助下，任何人都能学会给予伴侣和孩子自己从未得到过的爱。同样，这些结果也有力地支持了弗洛伊德的观点，即在母亲的臂弯和情人的怀抱之间，存在着生命的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