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匿的最后一声尖叫：温尼科特和比昂

Ofra Eshel

翻译：陈玲

本文以对早期崩溃、灾难性精神创伤进行精神分析性思考为切入点，而“最后一声尖叫”源自古老而神秘的犹太书籍《米德拉什》，书中将树木被砍倒的声音和灵魂离开身体的声音进行了类比——这声呼喊，无声地从世界的一端传到另一端。本文借鉴温尼科特、晚期比昂以及后来的艾根(Eigen), 塔兰泰利(Tarantelli), 和布隆伯格(Bromberg)的著作，探讨了早期崩溃和核心灾难的深处，在那里，无法思考的恐怖被埋葬在未知的、未被体验到的、未被过活的及无表征的地方，被埋葬在最后一声SOS尖叫声消匿的地方。这种潜在的灾难性影响将思考、做梦（dreaming）和分析性遐思的过程排除出去了。作者认为，无法思考的东西是无法被思考的，只能与分析师一起被重新过活和穿越。作者用比昂、温尼科特和她自己工作中的详细临床案例，提出一种深刻方式：分析师在那里(being-there)，在无法思考的、幽灵般的恐怖和灾难性影响的病人的情感现实里面、与之相连，从而听到那一声正在消匿的尖叫。这种内在相连的存在(being)，可以与病人内心最深处的体验“合一”（at-one-ment），使尖叫和病人的希望都不会消亡，从而逐渐从里面创造出新的体验。

关键词：最后一声尖叫，SOS，犹太《米德拉什》，早期崩溃，灾难，无法思考的、无表征的状态，灾难性变化和灾难性机会，病人-分析师内在相连或“同在”，合一

神秘的犹太中世纪《米德拉什》这部书中，在一棵被砍倒的树和一个人的灵魂之间建立了强有力的类比：

当一棵果树被砍倒时，声音从世界的一端向另一端哭喊，未闻其声……

而当灵魂离开身体时，声音从世界的一端向另一端哭喊，未闻其声。[Pirkei d’Rabbi Eliezer, Chapter 34]

“从世界一端向另一端发出的无声尖叫”、这一恐怖的无声尖叫的本质和一棵被砍倒的树与一个其存在已被切断的人类灵魂之间的类比——本文将通过精神分析性的临床思维来探讨和反思这种有力的、神秘的或矛盾的表达。本文将深入探讨这些灾难性的经历，用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直击人心的话来说：“我们应该死于沉默另一边的咆哮”　(1872/2008, p. 182)。

进入深处：崩溃、灾难、以及最后一声尖叫——SOS

我认为，关于“最后一声归于静寂和无声的尖叫”，“被湮灭的-正湮灭的灾难核心之深处”、“早期崩溃和疯狂”以及“分析师在那里、并置身其中的重要性”这些内容的精神分析性著作，与温尼科特和比昂的晚期著作有着密切联系。  

温尼科特非常重要的遗作《崩溃的恐惧》（1963年左右撰写，1974年去世三年后出版）及其续篇《疯狂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madness，1965），还有《防御组织和临床退行概念比较》（The concept of clinical regression compared with that of defence organization，1967a）论述了在一个人生命之初的崩溃所造成的灾难性影响。温尼科特把早期崩溃的极原始的极度痛苦称为“疯狂X”。这种早期崩溃或疯狂的极度痛苦是如此无法思考和“不可名状的痛”，以至于无法被体验到；一个新的大规模防御组织——表现为病人疾病综合征，必须立即建构起来对抗它，以便切断和消灭这一无法思考的极度痛苦的体验。因此，个体被禁锢在一种解离的、永远现存的“构成防御组织的无法思考的态势”（1974, p. 103）中，这种状况已经发生过了，但由于还没有被体验到，所以它就无法进入到过去式，而且之后在未来仍会恐惧并强迫性地寻求这样的状况。因此，这是一场持续的灾难，然后，现在，即将发生——从未发生而又永远发生着；[1]直到且除非它被重新过活并且被体验到，否则将无休止地持续影响一个人的存在。用温尼科特的话说：

在个体生命之初，崩溃已经发生过了……但是……过去这件事情还没有发生过，因为这事发生的时候，病人并不在那里接受它的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忆起”的唯一方式，就是让病人第一次在当下，也就是在移情中体验这一过去事件。然后，这个过去同时也是未来的事情就变成了此时此地的事件，并平生第一次被病人所体验到。[1974, p. 105, italics added]

温尼科特描述了在那些无法思考的早期崩溃或疯狂的极度痛苦深处的一场深刻的内心挣扎——一场被埋藏起来的、未被体验到的、可怕的极度痛苦，与一种要去体验到它的“基本冲动”之间的挣扎，从而“在体验中被恢复，因为它不可能在记忆中被恢复……疯狂只有在重新过活它时才能被忆起” (1965, pp. 125–126, italics in the original)。它要在治疗中重新过活，通过“对分析师的失败和错误作出反应”，与此同时，更重要的是，在分析师不同的抱持和“辅助性自我支持功能”下，与分析师一起，“在当下第一次”被体验到，这样才会使恢复成为可能(1974, p. 105)。因此，这种思考带来的关键问题是，这种湮灭了的过往在治疗中重新过活，这次是如何发生的？它是否会以同样的无法思考的、未被体验到的方式发生？或者它能否会发生、能否被活出来从而被体验到？即使它以前未被体验过而且也不可能被体验到？有没有一种　“在分析中得到以前从未有过的东西的希望”的存在呢（Winnicott 1989, p. 32）？

类似于未被体验到的崩溃，温尼科特（1969年）描述了永恒的、被扼杀的尖叫，它植根于早期母子关系，渗透进病人的全部情感生活中。他提到了一个患有心身性皮肤病的病人，在分析中时没有发出来或未被体验到的那消匿的尖叫：“每一节的重大非事件（non-event）都是尖叫，这一声尖叫病人一直没体验到，”因为在童年时期，她哭喊的时候没有被响应。“在母婴关系失败经验和失败记忆的极端所发出来的尖叫，病人一直没体验到……在病人疾病的根源上，孩子发出了哭喊，而母亲并没有出现。”温尼科特认为，病人正在寻找的尖叫是“就在希望被放弃前的最后一声尖叫”。自此尖叫无济于事，因为它没有达到它的目的” (pp. 116–117, italics in the original)。病人的尖叫出现在梦中，也出现在她的清醒生活中：

只有经过分析才变得有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关于尖叫的希望又回来了，从她生病之前的那个时间，重新捕获回来……这是纠正（她的）最后一声尖叫失败的唯一方式……基于这个病人提供的材料，分析师获得了深刻理解，最终导致尖叫，也就是说，这一次是带着希望再次发出尖叫。[pp. 117–118]

温尼科特（1967b）听到了寻求帮助和救援的SOS呼叫：“SOS在反社会的男孩或女孩身上一种希望的信号。”一个被剥夺的孩子的SOS“通常已经丧失掉了” (pp. 90–91)。[2]因此，从温尼科特所有后来（去世后出版的）论文中可以看到，他认为分析师/治疗师在那里，置身于病人世界的破碎情感体验里面，聆听、体验、抱持并涵容着这种破碎，对于治疗和感受到有希望至关重要。

比昂的晚期著作，通过创造概念“O”深刻地转变了他的精神分析理论和技术[3]，在他激进的第四本也是最后一本元心理学著作《注意与诠释》（Attention and Interpretation）（1970）开头，将精神灾难和消匿的尖叫结合在一起。但与温尼科特不同的是，他只是在“稍后”才意识到（也许太迟了）这未被听到的尖叫声已经消匿了。他首先描述了“灾难性情绪爆发”的毁灭性：

……无限之大，且无法被表征，甚至用天文空间也不能表征其无限，因为这样的情绪状态根本就无法被表征。自相矛盾的是，这种爆炸是如此剧烈，伴随着巨大的恐惧（下文称为精神病性的恐惧或精神病性的惊恐），病人可能会以突然而全然的静寂来表达这种恐惧（仿佛走到了一个极端，以尽可能远离毁灭性爆炸）。

……与任何三维空间的实现相比，精神空间是如此之大，以至于病人感受情绪的能力丧失，因为情绪本身被感觉到在流逝、迷失在浩瀚无垠的空间中……仿语言和造作合成情感的残骸、残余物或碎片漂浮在如此巨大的空间中，以至于其界限、时间和空间都无法界定。分析中的事件，对分析师而言时间跨度好多年，对【病人】A来说不过是某个瞬间分散在空间里的碎片罢了……因此A说他no ice cream（没冰淇淋）可买。六个月后，他说他甚至不可能买到ice-cream（冰淇淋）。三天后，他提到他来不及买ice cream（冰激凌）：已经no ice-cream（没有冰激凌）了。两年后，他说他以为no ice-cream（没有冰淇淋）。如果这个话题在第一次被提到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就好了，我现在知道的是，我或许应该记下当时他提到的时间和地点，但我当时并不知道，因此没有能注意到这句话或者记下它。当我注意到它时，是因为“I scream（我尖叫）”这个主题太突兀了。后来我才明白“no – I scream（不，我尖叫）”的意义。此时，我只能含糊地参考这一材料以前的样子。事实证明，这个困难似乎无关紧要，并且我的诠释被采纳了。然而，如果我想到过我的经验所得可以让我更早地观察和使用这一材料，我会感到更高兴。[1970, pp. 12–13]

有趣的是，温尼科特和比昂甚至用相似的词，来描述属于早期崩溃和灾难的那无法思考的和未知的领域。温尼科特写道：“病人需要‘忆起’这一点，但是要忆起尚未发生的事情是不可能的，过去的这件事情尚未发生，是因为这事发生的时候，病人并不在那里接受它的发生。”　(1974/1963, p. 105)。比昂如此描述：“某些事情是无意识的和未知的，因为这事还没有发生”(1970, p. 35)。此外，温尼科特写道：“最初的疯狂或防御的崩溃若是要被体验到，那将是不可名状地痛”　(1965, p. 127)。比昂写道：“这种体验的爆炸性冲击，当你真的就在那里，当你真的暴露在其中时。我只能说，这就是“不可名状的”(2013, p. 85)。

塔兰泰利（2003）也使用爆炸的影像来描绘对灾难性精神创伤的反应。她有力地写道：

仅一次爆炸就可将于震中的任何东西崩解，它无法被察觉到或无法被体验到或无法被思考，因为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了。另一种说法是，这意味着某种全然缺席、存在的彻底断裂，一瞬间荡然无存。我们可以说，这是末日体验……温尼科特谈到了“现象性的死亡” [1974, p. 106]，并指出处于创伤核心的这一悖论反应，他申明，现象性的死亡说的意思是“死亡是一种现象，而非我们可以观察到的那种事实。” [p. 916, italics added]

艾根(2002, 2012)把消匿的尖叫这个主题更进一步，通过比昂的骇人意象来强调这个主题，但又紧急引入听到了SOS尖叫的分析师，因此尖叫就不会消亡和丢失：

比昂（1970）刻画了一种爆炸（创伤），在精神病中，人格碎片高速以加速度漂浮在太空中，彼此越来越远，离爆炸点越来越远……漂浮在[治疗]室内的爆裂的人格碎片可能并没有像想象中一个延伸的求救信号的碎片那么有意义，就像随着时间流逝而正在变薄、正在消匿的尖叫声……即使如此，正在消散的碎片作为一个灾难性过程的传递信号可能是有价值的，这个过程很久以前就开始了，现在仍在继续……感觉到冲击力……就像是：我是进程中的灾难。我的人格是灾难性的。某种可怕的事情已经发生过了，它正在发生着。我正经受着一种去整合（disintegration）的状态……

……也许我们需要做的部分，就是与爆炸声坐在一起，聆听SOS；倾听、听到尖叫声。那里面有一声尖叫……与尖叫待在一起，与你病人的存在之无声尖叫待在一起……

尖叫是一种痛苦的信号，尖叫者本人是无法解决它的。无论是成年人或是婴儿，这都是无法解决的痛苦，是无法解决的困扰……不过，你要准备好几十年去与尖叫声待在一起，与无法解决的困扰坐在一起，为随着时间推移而成长的东西提供背景支持……

比昂认为，我们与灾难相遇的态度、状态和意向就是信仰。不是“k”，不是知识……。他认定，信仰是唯一与灾难相遇的存在状态……这里信仰包含的是没有记忆、没有期望、没有理解或没有欲望的存在准则……信仰是通往未知的大门。[Eigen 2012, pp.19–21, italics added]

我要在这里补充布隆伯格（2003）从人际关系精神分析的角度，对他的病人多洛丝梦中绝望的哭泣的感人描述；这哭泣来自创伤性解离，“幽灵般萦绕的恐怖”（p. 689），它现在正试图治疗中发出声音，从而获得迫切需要的、渴望的聆听，长期以来缺乏的聆听。除非新的体验性的现实在病人和分析师之间被创造出来，否则它就一直都是一种幽灵般的恐怖，萦绕着自体，就仿佛被解离的过去仍旧是当下的危险。

温尼科特和比昂，以及后来的艾根、塔兰泰利和布隆伯格的这些有力描述，强调了对一个人的存在的持续灾难性影响，以及分析师/治疗师在那里、聆听里面的尖叫并与无法思考的、幽灵般的恐怖和灾难性影响待在一起的程度，让这一声尖叫和病人的希望，在心灵崩塌归于暗哑、全然荡然无存之前的最后一刻，免于消亡。此外，基于温尼科特（1969）以及我自己的治疗性经验，我冒昧地补充一点，分析师置身于病人破碎的存在里面（并且一起在里面），甚至可能把消亡的尖叫转化为“就在希望被放弃之前的最后一声尖叫”。我已经开始相信这种分析性的同在是如此具有内在的转化性，它可以将潜在的崩溃以及了无希望和灾难的状态转化为治疗中的冒险，在体验和希望被冻结、丧失、终结、死亡之前复苏，焕发生命。但这种复苏也带来了可怕的“于沉默另一边的咆哮”，带来了恐怖，带来了无处可逃和令人痛苦的过程的强烈影响，也带来了令人恐惧的希望（Eshel，2013a）。最近，我的一个病人非常动情地说，在最初几年的治疗中，我们寻找、发现、倾听并破译了他崩溃的黑匣子，而现在我们听到了就在崩溃发生前的黑匣子，带着不安、强烈的恐惧，同时也带着希望：这一次能有所不同吗？

弗洛伊德写道，分析师“必须让他的无意识像接受器官一样，接受病人的无意识传递。他必须适应病人，就像电话听筒调整到传声器一样” (1912, pp. 115–116)。比昂说：“如果分析师准备倾听，睁开眼睛，张开耳朵，打开感官，开放直觉，就会对病人产生影响，可以眼见病人的成长” (F. Bion 1995, p. 106)。我建议在分析师倾听的耳朵和心智中加入“聆听之心”（hearing heart）（I Kings 3:9），作为分析师提高接受能力的一个重要部分，特别是当病人的信息传递受到难以想象的创伤和破坏时（Eshel 1996，2004a，2015，2016a）。我认为“聆听之心”这一强有力的宏大表达，传达了分析师需要在病人世界的持续无法忍受的情感体验里面；保持调谐、开放、感知、倾听，并感受病人哭喊出的创伤或崩溃的“声音”（Caruth 1996；Eshel 2015，2016a），对消匿的尖叫声更是如此。分析师以“聆听之心”，听到并与病人一起体验到、为病人体验到这一“心碎”（heart-break）（Tustin 1972，1990），这最后一声尖叫——SOS，就在希望被放弃之前，甚至在希望被放弃之后（Winnicott 1969），并且“能够听到这种恐怖的声音，表明置身此景的人开始有了自己能够获救的希望”　(Bion 2005, p. 21)。只有病人-分析师“俩人在一起”，才可能与病人的情感现实合一（Eshel 2005、2010、2012、2013a、b、2016a、b、2017），才能够变得可以体验和经受那些被过活的（他们在最初的环境中无法思考的和未被体验到的）极度痛苦和希望。这样无处安放的状态的被分裂出去的极度痛苦和潜在感知的崩溃就变成了此时此地的体验（Eaton 2011；Eshel 2004b），灾难性的影响变成了灾难性的变化（Bion 1965），因此与分析师一起变成为灾难性的机会。病人-同-分析师就被赋予了更好重新过活它的第二次机会。

临床实例

现在我想通过比昂、温尼科特和我自己的工作中的临床详例，来说明分析师/治疗师聆听、体验被噤声而暗哑的尖叫，并与这尖叫在一起的意义。首先，我将说明，比昂“早期”以克莱因理论为基础给出的并在1955年10月在英国精神分析学会上的演讲《精神病性人格与非精神性人格的区别》（The differentiation of the psychotic from the non-psychotic personalities）（1957/1967年出版）中呈现的诠释，没有听到我所认为的这一声消匿的尖叫，。这个详细的临床描述，也允许我介绍温尼科特以非常不同的方法来回应比昂的诠释（正如温尼科特自己写给比昂的信件）。温尼科特强调，早期分析师/母亲-病人/婴儿最基本的关联性和沟通，以及移情中的退行，是他在跟遭受严重困扰病人工作时对治疗进行理解、体验、重新过活、抱持和诠释的非传统方式，这是温尼科特自1949年至20世纪50年代早期以来的诠释特征。接下来，我将介绍比昂的另一个临床实例，来自洛杉矶研讨会12年后（1967）论文《记忆与欲望的笔记》（Notes on Memory and Desire）（1967），在这篇有争议的论文中比昂提出了他当时临床思维转变的临界点；同时我会介绍温尼科特的一篇类似的简要描述。最后，我将呈现我自己的一个临床案例。

比昂和温尼科特——1955年10月：“我应该给我母亲打电话的。”

在1955年10月的演讲中，比昂描述了与一位精神病性的病人之间“真实的分析性治疗”，病人接受分析6年，有时会迟到，但从未缺席过：

那天早上他迟到了一刻钟，然后躺在沙发上。有一阵子他在沙发上翻来覆去，貌似是想让自己躺得舒服点……一块手帕在他右口袋附近；他拱起背……一个打火机从口袋里掉了出来。他应该捡起来吗？是的。不。或许不用。好吧，是的。他从地板上捡起打火机，放在手帕旁边。硬币从沙发上顷刻就洒落在地板上。病人静静地躺着，等待着。或许，他把打火机捡回来有点不明智。这样让硬币洒了一地。他小心翼翼地、暗自等着。最后……他说，“我想我今天什么也不该做的。我应该给我母亲打个电话的。”他停顿了一下，然后说：“不，我原以为要这样的。”接着又停顿了更长一些时间；然后他说：“除了脏东西和臭味，什么也没有，”他说，“我想我已经看不见东西。”到此时我们大约进行了25分钟，这时我做了一个诠释……

我告诉他，他觉得这些脏东西和臭味是他让我干的，并且他觉得是他迫使我把它们排出来的，包括他让我看到的视线。

病人痉挛地抽搐着，我看见他小心翼翼地扫视着周围的空气。因此，我说，他感觉周围都是自己身上臭不可闻的东西，包括他的眼睛，他觉得都是从肛门里喷出来的。他回答说：“我看不见。”于是我告诉他，当他为了避免痛苦而摆脱了自己的能力时，他觉得自己失去了视力，失去了与母亲交谈的能力，或是失去了和我交谈的能力。

最后这个诠释，我利用的是几个月前的一次治疗，在那次治疗中，病人抱怨分析是一种折磨，记忆折磨。于是我向他说明，当他感到疼痛时，就像这次痉挛的抽搐所表明的那样，他通过消除记忆和任何能让他意识到疼痛的东西来让自己感觉缺失。

病人：“我的头裂开了，可能是我的墨镜。”…

分析师：你的视力回来了，但是视力劈开了你的头；你觉得因为你对它所做的一切，视力是非常坏的东西。

病人：（痛苦地移动，好像在保护他的直肠）。无所谓。

析师：看上去是你的直肠。

病人：道德束缚。

我告诉他，视力、墨镜被感知为良心，他受到了良心的惩罚，一方面是因为他为了避免痛苦而消除它们，另一方面是因为他用它们来监视我和他的父母。我觉得我没能很好表现出这种联想的紧密性。[1967, pp. 52–53, 56, 58]

两天后，温尼科特就比昂（1955年10月7日）在伦敦的演讲给他写了封信，他对这节治疗的反应和诠释与比昂截然不同。他提供了早期母婴关联性和母婴沟通的质量的诠释，作为对治疗进行理解、体验和抱持的非传统方式，他关注的是“分析师满足早期婴儿沟通技术的能力”以及病人早期母性环境的失败（Winnicott 1969b，p.258）。他直截了当地写道：

在我看来，你所报告的材料确实迫切需要对交流进行诠释。

……我想说，如果我的某个病人躺在沙发上，像你的病人那样翻来覆去，然后说：“我应该给我母亲打电话的”，我就知道他在说他没有沟通的能力。如果你有兴趣知道的话，我会说我会这样诠释：我会说：“一个对她的婴儿有正确定位的母亲，会从你的动作中知道你需要什么。因为这种知识属于她的奉献，所以会发生一种沟通，并且她会做一些事情表明沟通已经发生。我还不够敏感，也没有用那种表现够好的方式去定位，因此在当下的分析情境中，我属于使沟通可能性失败的那一类母亲。因而，当下的关系中，给出了环境中原初失败导致你沟通困难的例子。当然，你可以一直哭喊，从而使得需求被注意到。同样，你可以打电话给你的母亲，从而得到一个答复，但这代表着更微妙沟通的失败，微妙沟通是不违背每个人本质孤立事实之沟通的唯一基础。“

你[比昂]会看到，从我的角度来看你在谈论环境……并且你通过这些临床资料在表明，这个人相对缺乏沟通能力，因为在母亲密切认同她的婴儿的阶段中，也就是说，在最开始的时候，他有过一些经历，即母亲或在那里的任何人在原初母性任务中失败了……我知道在精神病性的疾病中……这样的失败不胜枚举……然而，你碰巧给的临床材料，就是想得到一个关于沟通的诠释所发出的尖叫，而这就是我想发表这个评论的原因。[Rodman, 1987, pp. 91–92, italics added]

比昂的回应不得而知。

尽管如此，依我个人的想法，比昂在他的第七次1973年圣保罗讲座中所谈到婴儿的尖叫，回应了18年前温尼科特信件的关切：

婴儿把迫在眉睫的灾难感带回到自己身上，由于母亲的拒绝和婴儿自己对恐惧的拒绝，灾难感变得更加恐怖。婴儿将无法感觉到它得到了一些好东西，只能和以前更糟的坏一起撤离。婴儿可能会继续哭泣，激起母亲强烈的焦虑。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事情变得越来越糟，直到婴儿再也受不了自己的尖叫声。事实上，如果任由婴儿它自己去应对这些糟糕的情形，它就会变得沉默而把自己封闭起来，把令人恐惧的坏的东西留在它的内部，它担心这些东西会再次爆发出来。在这期间，婴儿变成了一个“乖宝宝”，一个“乖孩子”

假设这个孩子成年后来找你做分析。追溯那些原始的想法会很困难，因为它们已经被其他思想和观念所淹没。这就如同要在成年人的生理解剖中追踪胚胎的迹象，但更困难的是，在精神世界中，一个人没有可以转而依靠的生理迹象。[Bion 1990/1973, p. 54]

比昂不同的分析性存在与关联——1967年

十年后，比昂在他的《第二次思考》(Second Thoughts)（1967）一书中重新发表了这篇1957年的论文。然而，比昂有争议的论文《记忆与欲望的笔记》（1967）也在那一年发表在《精神分析论坛》（The Psychoanalytic Forum）上，它介绍了截然不同的分析性工作的模式：在分析性小节中，分析师要与病人的精神现实合而为一。这要求分析师搁置记忆、欲望、甚至是理解，以阻止任何“妨碍精神分析师对[他必须与之合而为一]现实的直觉”(Bion 1967, p. 272)；变得更为in-tu-it （去到里面）（intuit［直觉］）。比昂于1967年4月在洛杉矶研讨会上讲演了他在这一关键年份的临床案例，这个案例在比昂死后，也就是46年后（2013）才得以出版。1967年3月的另一个临床案例（4月20日在洛杉矶的演讲）先前发表在《深思熟虑》（Cogitations，1992）中的“崇敬与敬畏”（Reverence and awe）条目下。在这里，我将带来比昂在1967年4月17日洛杉矶第三次研讨会上的一个也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的病人的临床例子。

比昂描述了“一次真实的体验”：

现在，大多数时候，我觉得我在处理或多或少颠三倒四的东西。在试图对他进行分析时，总的来说，我想人们会称之为自由悬浮注意：我所处的心智状态与睡眠相差无几……恐怕分析师很容易被病人送入梦乡。现在，我的注意力被病人的话唤醒了：“我昨晚做了个梦。我和我的孩子们沿着河岸走着，他们掉进了河里，被湍急的水流冲向堰塘，冲向了河里的瀑布。在到达这里之前，他们来到了河岸的高处，河岸上覆盖着引水道。水被渠化了，于是这股可怕的水流就会消失在地下，这就是它的来龙去脉。他说：“我跳进去救孩子们，一下子就和他们一起被冲向这个堰，冲向这个水闸，这个消失在地下的水道。“我可以告诉你，”他说，“我这辈子从没有这么快醒来过。”

然后，他看上去就是完全昏倒了，他在沙发上一动也不动。他不再说话。全然没反应。所以我说到：“看上去你醒得不够快。我想你一定是受到了这种投射的影响。”然后他又开始说话，像往常一样颠三倒四，就是这样。

现在很难说为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事件。有很多可以去解释。首先，我不习惯他以这种方式出现然后变得连贯起来。这与剩下的分析和他通常的沟通方式完全不符。然后是令人困惑不安的陈述，他这辈子从来没有醒来这么快过。然后，下一个令人不安的点是，如果他完全失去意识的话，他看来是以一种是可以理解的方式昏过去了。我没有什么好对他诠释的。我不知道说什么。但是这使我在大量的想法中有了集中点，因为你会觉得（正如我感觉到的那样）那就像一盘东西只是被递到我面前，我没法去理解，也无法去贡献什么……现在，就这样结束了。这一情节到此就结束了。就我而言，这只是失去了一个机会；我确信这非常重要。[2013, pp. 56–57, italics in original]

事实上，这是一种截然不同的“成为”和“未成为”(not-becoming)理解和诠释的模式，从根本上挑战了在比昂1955年的案例（1957/1967）中所看到的分析师全然了解的强势位置。尽管如此，我认为比昂的诠释还是错过了病人对恐怖的哭喊、对死亡的恐怖，然后病人再次退缩到精神病性的防御里。

还有，值得一提的是比昂（1992）就当时（1967年3月）另一个临床例子有力地阐述：

通过精神病性病人或边缘病人的分析性工作，我坚定了这一信心。我认为这样的病人永远不会接受诠释，不管这个诠释有多正确，除非他感受到，分析师已经穿越了这场情感危机，这是给出那个诠释的行为部分。[p. 291, italics added]

在我看来，在这个案例这里，这一点确实没有发生。比昂没有去连接和经受正降临的可怕危险、潜伏深处的湮灭和死亡以及需要被拯救的情感危机体验。不过比昂确实也感觉到了错失的重要机会。

我想在这里补充一个关于“无了解”（unknowing）的惊人的相似经验，温尼科特（1971）陈述过，他关注也是可怕的做梦（dreaming）和清醒（awakening）。出自他与一个10岁的口吃男孩Alfred治疗性心理咨询。Alfred告诉温尼科特他几年前做过的令人恐惧的重复梦境，他永远也不会忘记——梦到一个女巫，从开着的窗户进来，把他带到一个像煤矿一样的洞穴里。温尼科特说：

……当被问到女巫是否会吃掉他时，Alfred说：“我不知道，我就在那一刻醒来了。告诉你，这些梦的麻烦在于，倘若我做一个梦，然后感到很恐怖，于是我就会醒来。”他补充说：“有时我想继续把梦做下去，找出什么东西这么可怕，而不是醒过来”；然后他嘲笑自己，又说，他宁愿把梦继续做下去，宁愿害怕也不愿醒过来。我被邀请把他带到最糟糕的地方，如果我能知道怎么做就好了。[pp. 120–121]

但是，允许我们表达思想的空虚和无法思考的恐怖的词语在哪里呢？（Horovitz 2016）。

案例说明：聆听消匿的最后一声哭泣

现在，我将用我自己的一个案例来进一步说明这一关键的挣扎：当这个病人在治疗中反复指向其被湮灭-湮灭的早期崩溃的无休止的、巨大的创伤影响，而没有能力去穿越它时，我是如何挣扎着去聆听、体验，并挣扎着待在其中的。

Ben是个28岁年轻男子，身材高大、体格健壮、英俊潇洒，由于女友背叛而离开他导致前面两年多长期抑郁危机，来我这里接受精神分析性治疗。他已经历过两次失败的心理治疗，都因建议他去接受药物治疗而终止。

我问了一些问题，他神情恍惚地描述了和女孩之间的故事。总有女孩对他来电，她们“来找他”，但一两个晚上后，她们就会离去。只有Julie这个女孩留下来了，坚持继续这段关系，说她爱他。在一起三个月后，她决定出国。他没有反对，甚至还松了口气。离开约一个月后，她信中的口吻变了——信件越来越少，直到最后不写信了。三个月后她回来了，她告诉他，在国外时她和别人有过一段感情，虽然已经结束，但她断然拒绝回到Ben身边，尽管Ben一再恳求她回来再试试。她说，从她的角度来看，问题是Ben的封闭。他开始不分昼夜给她打电话，有时诉说、恳求她回来，他感到这样很羞辱，但停不下来，有时打电话根本不说话。每天晚上，他都在她家周围游荡好几个小时，喝得酩酊大醉、嗑药、发呆，跟踪她的行踪：她在家吗？她几点关灯？她几点上床睡觉？她有别人了吗？尽管他考上了一所大学，但他几乎没有上课，所以那两年他考试全挂科了。他有时做一些随意的、主要是在晚上的简单工作，来支付他的部分开销。这是一场严重的、全方位的情感和功能危机。

告诉我这些之后，初始访谈中我又问了他一些信息性的问题，并得到了信息性的回答之后，似乎没有什么可以说的、可以谈论的或关联的了。我任何继续要求和鼓励他说话的努力，最终都是结束在同一个毫无意义、空虚和徒劳的地方。“对我毫无意义，”他对任何事都如此重复回应着，好像不是跟人说话。没有什么会引起他的兴趣。他的学业？“没有价值”——他对所学的东西不感兴趣，对其他任何领域也不感兴趣。服完兵役后他环游世界的长途旅行以及那些去过的地方？“没意思。”和朋友出去？“没意思。”工作？“没意思。”治疗？“没意思。”不管怎么说，在他以前的治疗中，他们已经告诉了他所有的一切，这“对我来说也是徒劳。”当我放弃去问他问题和鼓励他说话时，空洞和沉闷的沉默占据了上风。不是说不出话来，而是这个“虚无”潜入了言语和沉默，潜入了每一个角落，无处不在，无穷无尽，没有出路；就好像在他精神装置的活性中存在着一个无法修复的缺陷。“虚无”。一片荒凉的情感荒原。只有那夜色行动的、断开连接的、无休止的、绝望盘旋在Julie的房子里，也许是因为，离开了他的她，就是唯一能冲破这虚无的那个人。

大约两个半月后，我想到或许他和一个年轻的女性治疗师一起治疗，一个在年龄上与他的世界上更接近的人，一些更具力比多、更具活力的东西可能会帮助治疗进展。或许，我也厌倦了。因此我给了他这个选择。但他立即回答说，他无意去见任何其他治疗师，无论年龄大小，这就是他最后一次尝试治疗，而且，他根本不知道为什么他还在尝试。

所以我们继续治疗了一个月。渐渐地，他夜间游荡的次数明显减少了。然后，在接受了将近四个月的治疗之后，他告诉我，他看不到继续下去会有任何意义。什么都没有改变，现在是年终考试时间，最好还是把时间花在学习上。在之后一次见面时，我接受了他的决定，只要求他在事态恶化时给我打电话。他大约三周后打电话来。他告诉我，他所有考试都挂科了，有些考试他甚至没有参加，而且他又开始在Julie家周围夜间游荡了。

在这段治疗期间，Ben尝试了一些不同的方法。他把Julie从国外写给他的信带来，读给我听，试图和我一起寻找和发现什么时候发生了什么事，什么时候她不再爱他了，出了什么问题，以及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他带来了她出国前拍的照片：照片上是一对佳偶，Julie深情地看着他。

在这几个月里，治疗中他围绕着Julie的“游荡”，取代了他在她房前屋后的夜间游荡。他有了新女友，但她也在两周后终止了和他的关系。再一次，一段感情突然终止。在他那帅气逼人的外表与任何一段无法理解和不可避免的关系坍塌之间，再次出现了这种可怕的鸿沟。

这个治疗阶段约三个月后的某次见面，他看起来非常疲倦。他说那天晚上他几乎彻夜未眠，因为他和一个比他大几岁的女人在一起，他们相识于一家酒吧，但是他不想继续和她交往了。由于她想认真交往，所以他不想伤害她。当他想要约会某人时，她和他一样绝望。也许他在孤独和喝醉的时候会再和她约会几次。他补充说，他没有去上课，他不喜欢上课，什么也不想要。他问我能不能躺在我房间的沙发上。他躺下来了，还问了一句：“不能看到你吗？”然后他一声不吭，一动不动，一直躺到时间到点，可以看到他的身体修长而僵硬。我想（虽然我不确定）他已经闭上了眼睛。在治疗结束前一刻他醒来，然后走了。

在接下来的见面，他一句话也没说。我感觉是上次治疗中的任由他随波逐流的状态吓到了他。在下次治疗的前一天，他打电话说他不会来了。他不想继续治疗。我请他来，好让我们谈谈。

他来了，在开始就说不想再接受治疗了。这与他被灌输的男子气概背道而驰——这使他很恼火。然后他陷入了沉默。后来，他说那周他有打电话给Julie，Julie告诉他，她不想和他说话，他不再是她生命的一部分了，随后她挂了电话。他不想再接受治疗了。我跟他说，这个时候他的某些方面如学习、工作、爱情上，他都还没有什么进展，他不能就这样离开治疗。他说：“没关系，我会去别的地方或者找其他人。”但我觉得他不能在这种状态下走。与前一次他想离开治疗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现在我正以一种我无法理解的倔强，为这次失败的治疗而战，告诉他我不能让他如此走开，无处可去，带着如此绝望而毁灭性的感觉，这违背了我的专业职责和作为人的责任。当我说这些的时候，我感到眼泪涌上了眼眶。

他看着我，看到我的痛苦，几乎是动容地说（我想是这样）：“你是所有心理学家中，唯一关心我的人。我知道这与你无关。但你就是不明白——我把自己弄丢了。我弄丢了自己。没有机会找回来。一点机会也没有。”

“给我，给治疗，一年时间，”我说。“你是四月初来开始治疗的。所以坚持到明年四月，如果对你还是没有帮助，那时如果你想走开的话，我不会再说一句话。”

“我是四月初来的？”他问道。“那是我出生的时候。”我们一起查看了我的预约簿，的确，发现他第一次来治疗是他生日第二天。

在对时间这种新的、令人惊讶而纠缠的感受中，有某种东西已经进入了治疗，它使我注意到，每三、四个月治疗就会出现一次危机。Julie也在和他一起三个月之后出国了，四个月后背叛了他。他是在生日的时候开始接受治疗，那么在他出生的第一年，出生的四个月后，有什么事情发生过吗？那个时候有什么东西被阻止并隔绝起来了吗？？不过那是什么情况呢？

我建议他做一件我不太常做的事，即请他去问他妈妈在他四个月大的时候发生过什么事。起初他拒绝了，说：“我这样问有什么用？就算是这样，我告诉你这些事情有什么用？”我告诉他，在看过这些信件，了解了每一段关系反复出现的令人费解的坍塌之后，现在我对他有了不同的认识，现在我了解到了他的痛苦和苦恼。他说他“脑子里有一些场景”他无法描述。但当我问他在想什么时，他无法忍受我的问题；我不应该问他问题的，我应该说出我的想法，他会纠正我的。我们对此达成了一致。

他并没问他母亲，他来到下一次的治疗。我等着他的回答。他终于开口了：“我怎么能问这样的问题，很奇怪，我要跟她怎么说呢？”我建议他告诉她“治疗师让我来问的。”于是他去询问了母亲，回到治疗中后，他说母亲对他的问题感到非常惊讶，告诉他那时确实发生过很可怕的事情，她从未提及于此。现在她想告诉他，但他真的不想听，所以她请求他和我的允许，直接告诉我。他同意了，我也同意了。随后我收到了她一封沉痛的长信，信中她讲述了Ben三个月大时患上痉挛性支气管炎。她通宵达旦把他抱在怀里走来走去，害怕他丢了命，而他挣扎着呼吸，喘着气，几乎窒息。一个月后，也就是他四个月大的时候，比他大一岁的哥哥感染了脑膜炎。哥哥病情危重，所以母亲她守在他病床边，整整三个星期都没回家，也没有去看Ben。当她终于回家时，Ben既没哭，也没高兴起来；他没有生病，但彻底安静下来，她原以为万事大吉了。还有，她补充到，她自己太累了，无暇顾及任何事情。随后几个月她自己也经历了一段极度疲惫和抑郁的时期。她已没有办法承受更多了。

我读了这封信，了解到正是在这里，他已经永远放弃了，在情感上他已经消亡，变成了如此“对我毫无意义”。但当我跟Ben述读到他母亲写的这些东西时，他坐在那里，一脸茫然，毫无表情。“我知道这触动了你，”最后他说，“但对我没什么影响。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这没什么。对我毫无意义。”

不过，在接下来的治疗中，有一点自由氛围了。他的话多了些，提出了“自我毁灭的想法——伤害你自己，就是为了伤害那些曾经伤害你的人，你对他们很生气，他们应该感到不好，他们应该感到责无旁贷。”但是在三月底，在他勉强同意延长的四个月快要结束时，他逐渐退缩而封闭。言辞干涸。4月初，他告诉我，一年过去了，没有变化，所以他要停止治疗。

这次我没有争辩。“你遵守了协议，对此我表示感谢，”我说，然后我　轻柔地补充道，“我很抱歉，尽管我们都做了巨大努力，但我还是没能帮到你。”

治疗终止了。

大约五个月后，Ben打电话告诉我，他要读大学夏季学期。起初我没搞明白这件事情的意义，但接着他补充到，他之所以选择夏季学期，是因为他想在次年三月前完成学业，就像这次他已通过了所有的年终考试一样。我意识到正在发生一个变化。

三个月后他又打电话过来。他告诉我，他已经顺利地读完夏季学期，他将在三月份完成学业。三月份，他再次打来电话，告诉我他通过了所有期末考试。他交了一个新女友，同样一周后女孩提出分手。他认为他应该恢复治疗。我们安排在四月重新开始，这次是在他生日（三十岁）的前一天。

回到治疗的第一次见面，他静静地吟唱我以前从未听过的伊户伯耐（Ehud Ba'nai, 译注：以色列歌手）的一首歌：“这个男孩３０岁了，发着高烧，没有工作，也没有爱情。”当他唱到副歌的时候，眼里噙着泪水：

请快点，给我的心脏缠上绷带

在你让我躺下安眠之前

告诉我曾经是那个孩子，

淋第一场雨我是多么高兴啊。

从那以后，治疗一直持续了好几年（一年后，在他的要求下转成分析）——这段治疗沉重、艰难、消耗我们彼此，但我们幸存下来了。

结语：SOS——灵魂的搜救

SOS——极度险境的信号，从灾祸或危及生命的灾难现场发出的求助或救援的呼叫；“进程中的灾难……可怕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可怕的事情正在发生着”（Eigen 2012, p. 20）。在屈服之前，在溺没之前，在放弃希望之前，发出最后一声绝望的尖叫：“请派出救援”，“请拯救灵魂。”

为了拯救灵魂，聆听它在深深的痛苦和恐惧中发出的最后一声尖叫，我们必须去触及到这个灵魂，穿过它最难以忍受的精神领域和人类存在领域的灾难。就像我案例中的Ben一样，这些病人身上铭刻着早期情绪灾难、崩溃或疯狂的印记（Ogden 2014; Tustin 1990; Winnicott 1965, 1967, 1974），在其中的大规模防御组织已经停摆并且摧毁了无法思考极度痛苦的尖叫。因此，它潜伏在心灵中，作为一个未曾体验的、未曾过活的和死亡部分，深深地编织在他们生命的心理结构中。因此，在治疗中，分析师在那里，在里面，体验着未被体验过的，并允许无法思考的极度痛苦，在治疗情境中逐渐被体验到和经受，这一点至关重要。正是这种内在相连的分析性在场创造了一种艰苦卓绝的而又根本的可能性，即病人-分析师/治疗师一起要经历无法忍受的恐惧、痛苦、丧失、心碎和绝望，而这些都是病人不可能一个人在那里并能独自去体验到。Ben在我为他哭泣时找到了他消匿的最后一声哭泣。通过我对哭泣的“聆听之心”，通过我对这一声哭泣的体验，慢慢地他变得能够面对被遗弃的赤裸裸的极度痛苦，这种痛苦被埋藏在他包罗万象、无休止的“空无”里。在奥格登（2014）对温尼科特论文《崩溃的恐惧》一语中的：“病人现在不是独自一人了，因为这个时候他和一个分析师在一起，这个分析师能够承受病人的、同时也能承受他自身的崩溃及原始极度痛苦的体验”（p. 214）。

我的思考是，分析师有能力和意愿“在那里“、在病人的情感现实里面，以及随之深深的病人-分析师内在相连或“同在”，可以变为与病人最深处的体验合而为一，为扩展精神分析性治疗的范畴，包括扩展到更严重困扰及甚至是最严重困扰的病人和困难治疗情形提供了新的可能性（Eshel, 1998, 2004a, 2005, 2006, 2010, 2012, 2013a, b, 2016a,b, 2017）。

这一思考方式在格罗茨坦（Grotstein）的晚期著作（2010）中也得到支持，该著作借鉴晚期比昂的术语，强调了分析师“成为”病人的情感现实-O、以及在处理婴儿期创伤和长期阻抗时“在分析师体内完成的在O中转化”的临床重要性。聆听“来自地牢的声音”（p. 10）让深深打动了格罗茨坦，他坚信，与治疗更健康人格不同，治疗被分裂出去的部分，治疗“被抛弃的病人”的过程，“涉及到分析师遐思中的移情＜－＞反移情之不可分割性，分析师“成为”病人的极端痛苦和极度痛苦的能力……比昂将这种现象描述为术语“在分析师体内完成的在O中转化” (2010, p. 25, italics in original)。奥格登（2004）还在“被打断的哭声”和“梦魇”（其中成梦过程被打断了）之间，以及将成梦和分析性遐思的过程排除出去了的“未成梦之梦”（undreamt dreams）（2004）和早期崩溃的“未过活”状态（2014、2016）之间做了区分。

对此我将添加佛默德（Vermote, 2013）的处理未知的心理功能整合模型，我在其他地方总结了该模型（2017）。佛默德确定了三个不同心理功能区域或模式，用以描述精神分析性工作的范围，对应不同的分化程度、不同的主要精神分析模型，以及对分析师的不同临床含义。模式1——理性（Freud, Klein）；模式2——在知识中转化（Bion, Marty, de M’Uzan, Bollas, Botella & Botella, Ogden, Ferro）；以及模式3——在O中转化，用于处理最无思考、最未知、最未分化事物的心理功能模式（Winnicott, Milner, late Bion, late Lacan）。真正的赋予生命的心理变化发生在彻底的体验、无表征的和不可知的-O的水平上，而对未知的所进行的认识论探索，处于模型2 “在知识或梦思维（dream-thought）中的转化”中，停留在表征的水平。因此，“在知识中转化”和“在O中转化”的区别在于，T（K）是对尚未被思考事物的思考，T（O）则是一种新体验产生了，新的体验只能“成为“，它是不可能“被了解的”　(Bion 1970, p. 26)。它只能被体验到。温尼科特还写道：“我们现在发现，所有这些在移情关系中都得以复活和修正，这些与其说是为了诠释，不如说是为了体验” (1969, p. 242)。

我的思考是（2017），属于模式3的那一根本上未知的情感现实主要与无法思考的崩溃 (Winnicott)和灾难（Bion）有关。它不再是为恢复被压抑的材料而进行的知识论探索（Vermote，模式1），也不再需要分析师的遐思、梦思维和涵容能力来对无法忍受的创伤性未知进行更进一步的认识论探索和转化（Vermote 模式2）。相反，未知及不可知的情感现实“精神灾难”（Bion，1970）和（无法思考的、未被体验的）“早期崩溃”（Winnicott 1963、1965）的深度，超出了表征、分析性思维和做梦水平的范围。潜在的灾难性影响将思考、做梦和分析性遐思的过程排除出去了。用比昂的话来说：“梦-工作-阿尔法的崩溃”（1992, p. 59）。“关于／抵达灵魂的暗夜”（比昂借用了十字架上圣约翰的话）是“抵达知识的暗夜” (1965, p. 159)）。

因此，无法思考的东西是无法拿来进行思考的，而只能与分析师在一起重新过活和穿越。这对精神分析的实际工作必不可少。因为只有分析师置身于病人内心最深处的情感现实内并与之合而为一的巨大强度，才能抵达这些极端创伤被湮灭-正湮灭的状态，从而在核心灾难、无法思考的崩溃和疯狂的深处，创造一种新的体验。只有这样，才能在进一步进行分析性工作时，超越认识论探索的潜在限制性影响，抵达尚未被探索、尚未被过活的人类破碎的领域。

艾根对此的表达非常有力：“不止是了解的能力。如果要发生治愈或深刻的变化，就必须唤起跟灾难感同样深或更深的能力”（1993, p. 219）。艾根接着说：“这种治疗包括献身于深度体验……这种支持比任何人所能抓住的任何东西都要深”（ 2004, pp.170–171）。而希明顿&希明顿（Symington&Symington，1996）写道：“分析师之所以理解了那一现实，是因为他已经在他的存在深处成为了它”　(p. 166, italics added)。

后记

回到《米德拉什》的有力话语：

当一棵树被砍倒时，声音从世界的一端向另一端哭喊，未闻其声……

而当灵魂离开身体时，声音从世界的一端向另一端哭喊，未闻其声。[Pirkei d’Rabbi Eliezer, Chapter 34]

在我看来，在深入研究了温尼科特、比昂、艾根、塔兰泰利和布隆伯格等人关于深深的极度痛苦和崩溃的那一声（未知的、无法思考的、未被体验到的和无表征的）恐怖尖叫的著作之后，这些看似神秘的、矛盾的出自《米德拉什》中的字行，就变得动人心弦、容易理解了——因为他们表达出了“［这个］病人的存在之无声的尖叫”（Eigen 2012）。

在巴黎的一次研讨会上（1978年7月10日），81岁的比昂，在去世前一年，还描述了一颗树和一个人之间的引人入胜的相似之处：

我认为在这个四十二岁的人背后隐藏着一个人，这个人有根，有个无意识，就像一颗树的根一样，隐藏在视线之外。不仅有树枝，它有着分枝和有叶脉，而且在表面之下还有根。所以当这个人走进你的房间，你看到了什么？我不只是问你用眼睛看到了什么，也问你的直觉能让你看到什么？

在Ben这个案例中，我已经讲述了我用直觉并用情感与病人灾难性精神现实的内在相连，让我能看到什么，并变得能够“去到它里面（in-tu-it）”。这些年我逐渐意识到，只有当分析师/治疗师愿意并且能够在病人的体验世界中（和在一起），并且在分析过程的影响下，伴随着随后的病人-分析师深层次的内在相连或“同在”，心连心，在最封闭、最隔绝、最窒息、最空虚、最孤注一掷、最绝望的心灵地带—精神崩溃、湮灭和灾难的地带——中的转化才成为可能。这种内在相连，可与病人内心最深处的情感现实合一，因此是困难和要求很高的；它是与潜在灾难之间不懈的持续挣扎，目的是经由超越知识和超越表征的深刻情感体验，，而抵达病人的存在被削减了的尖叫和“无声尖叫”，以及抵达“现象性的死亡”，即“死亡是一种现象，而非我们可以观察到的那种事实”　(Winnicott 1974, p. 106)。它不仅是分析师和病人“一起过活某个体验”　(Winnicott 1945, p. 152, italics in original)，而且是分析师和病人（俩人）一起过活那未被体验到的、无法思考的和未被过活的事物。对我来说，这是灾难性的机会的形成。

四年前，我在旧金山的北加州精神分析研究所（PINC）做访问学者，从那里我去了俄勒冈州。当我走在罗格河峡谷的道格拉斯冷杉树（译注：花旗松）林中时，我看到一棵树和相邻的一个树桩旁有块牌子，上面写着“活树桩”（The Living Stump）的字样。这个牌子上解释说，树桩之所以存活下来，是因为这两棵相邻的树的根长在一起而形成了嫁接。树桩可以以这种方式存活多年——根部与附近树木的树根嫁接——直到它能够发芽或长出嫩枝。我想到了比昂关于病人心灵之根的话，我想病人-分析师在病人存在的灾难性影响内，他们心灵之根成为一体。如果树木都能以这种方式成为一体，我们何患不能呢？

最后说明：关于在场、嫁接和比昂

比昂在他的自传《所有我的罪都记得》(All My Sins Remembered, 1985）以及后来的弗朗西斯卡·比昂（Francesca Bion, 1995），都特别提到了威尔弗雷德·特罗特博士，他是比昂在伦敦大学学院医院研习期间很钦佩的一位著名脑外科医生。比昂对他与病人在一起的在场品质印象特别深刻。那里有两位杰出的外科医生：朱利安·泰勒和威尔弗雷德·特罗特。不过泰勒不太能容忍病人对“你有什么问题？”的反应，而特罗特则会“带着谦逊饶有兴致地倾听，就好像从知识自身的源泉里流淌出病人的贡献。我花了好多年的经验才了解到实情。……被寻求帮助的医生有机会亲自耳闻目睹疼痛的起源……”(Bion 1985, p. 38)。

比昂接着叙述道：“据说，特罗特做的植皮手术会取得‘成功’；如果是泰勒做植皮手术——他的技术水平和精确度与特罗特相当，甚至可能更高——就没获得成功：身体对它起了排斥反应；它剥落了” (p. 38)。看来成功的嫁接/移植，即便是肉体的移植，也涉及到医生置身于病人的疼痛体验内的乐于接受的、协调的、深深的可获得性和吸收性。

参考文献（略）

[1] 用T.S. Eliot的表达来说，意思是“永不而又永远”：“在这里，永恒时刻的交汇点／……永不而又永远” (“Little Gidding” 1942, p. 215)

[2] 14年前，温尼科特（1953）已经意识到精神症状是孩子需要发出的SOS呼叫。

[3] 这是“比昂的生命和思想的转化时刻……关于精神分析本身的本质”（Grotstein，2013, p. xi）。伴随这一重大变化，1968年1月，他从伦敦搬到了洛杉矶，在那里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