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lip Crockatt

英国精神分析学会研究员（Retired Fellow）

曾任英国精神分析学会临床中心主任

英国伦敦卡姆登心理治疗基地主任

伦敦林肯中心教师、督导

从事个体精神分析治疗、临床督导、心理治疗培训超过40年

 

回复时间：2020年2月20日

文字翻译：杨颖

说明:本文的表述均基于精神分析理论，目标是引发专业人员在精神分析框架下的思考，以帮助来访者。

 

问题一：

最近有一种现象，人们对权威机构(如生物制药机构、疾病控制小组)的信息表现出过度的怀疑和排斥。

他们是在寻找发泄恐惧的出口吗?

在恐惧的情况下，如果他们选择不相信，反而会给他们带来安全感吗?

或者我们应该如何解释这种现象？

 

Philip Crockatt：

我在讲座中提到，这种病毒引发了一种“恐惧流行病”。这种恐惧流行病是基于对疾病、毁坏和死亡的童年焦虑的活现。

 

我认为，在对管理机构的反应进行正常推敲和批评的同时，我们所有人心智中儿童的部分都存在这样一种恐惧：即我们的父母已经失控。

拥有完美、全能的父母的梦想破灭了。

 

当孩子们感到焦虑和恐惧时，他们就更需要父母能够像上帝一样。当像病毒爆发这样的自然灾害发生时，显然，管理机构和医疗机构并非上帝。

 

就像实际生活中的普通父母一样，管理人员、医生和疾病控制小组也都在苦苦挣扎。他们尽了最大努力，但不可避免还是会有不完美的地方。

在现实世界中，问题只能被部分解决，不存在魔法。

 

因此，病毒的爆发打破了将管理人员和医生被视为神的理想化观点，他们因此转而指责管理人员和医生，因为他们无法像理想父母一样阻止病毒和死亡等事件的发生。

 

正如你说的那样，有一部分确实是寻找发泄恐惧的出口，但恐惧也会转化为愤怒，而且通常是非理性的愤怒。

在这样的时刻，保持理性的监督和批评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我们需要分清哪些抱怨是理性的，哪些抱怨是非理性的。

我认为怀疑的反应并不会带来任何安全感。

 

任何对外释放的愤怒、怀疑和敌意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在这里当前疫情控制的管理者代表的是挣扎的、普通的、真实的父母。

 

 

在潜意识当中，我们知道指责别人不是神是不公平的、是具有伤害性和破坏性的，这可能会令我们更加担心管理者/父母的状态，担忧他们是否有能力或者有意愿照顾我们。

 

问题二：

许多青少年在家里学习，他们与老师和同学的互动被迫减少，相反，他们与父母在一起的时间却增加了。

他们的日常生活被打乱了。他们的父母现在应该做什么?

 

Philip Crockatt：

也许青少年被迫再次依赖他们的父母，就像他们更小的时候那样——家庭再次成为他们生活的中心。

我希望家长们能够在病毒爆发期间尽可能地保持稳定和理性。

 

 

父母需要努力提供这样一种家庭生活方式，在病毒令他们焦虑并失控时仍然能够很好地照料孩子。

 

这可能有些困难，因为目前的状况可能会激化家庭中的旧矛盾和老问题。

 

 

然而这里又存在一个悖论，就像家人团聚的节假日一样，隔离的安排可以说为青少年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他们在感觉整个社会一片混乱的时候，觉得自己的父母至少都还安康，一切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

 

如果他们能感觉到这一点，那么也许父母应该保持冷静，为其提供有规律的日常生活和娱乐，尽最大努力在家里创造一种安全感和秩序感。

 

 

问题三：

由于家庭中的老人不注意保护自己，他们的孩子持续与他们发生冲突，担心他们的健康，又感到愤怒和无能为力。

如何理解和处理这些矛盾?

 

Philip Crockatt：

你必须判断家里的老人是否真的忽视自己的健康问题，或者，因为年纪较长，累积了更多的生活经验，他们只是不像他们的孩子那样陷入非理性的焦虑之中。

 

正如我在讲座中说到的那样，当然也包括对之前问题的回答。

孩子们，无论是真正的孩子还是内在的孩子，都害怕父母失控。他们不合理地指责父母未能保护大家免受病毒感染。

但老年人可能比儿童更清楚，病毒爆发总在发生，它们是现代文明的一个事实。老年人经历过许多这样的事件。

 

冠状病毒是一种威胁，但它甚至不如普通的季节性流感危险。也许家里的长者比孩子们更能理解这一点。

 

 

因此，孩子们可能需要获得帮助，来澄清他们对成年人的关心和愤怒是否建立在真正的担心之上，此外他们是否没能利用这个机会从更平静、更放松的长辈那里获得安抚。

 

而我自己更担心的是，家里的长者惊慌失措，从而点燃子女的婴儿期焦虑。

 

问题四：

与50分钟的常规咨询相比，我们的热线咨询接听时间有限且不确定(约20分钟左右)。

您对我们如何更好地完成热线咨询有什么建议?

 

Philip Crockatt：

20分钟很短。

有没有可能利用这段时间对来电者的咨询需求程度进行评估，比如：什么对来电者来说是最好的，是个别治疗还是团体治疗？

 

因此也许本质上热线可以进行转介或分流服务？

 

根据你的判断（决定），那些想要或需要紧急帮助的人也许可以与咨询师开展50分钟的咨询。其他人可以被转介到一个小组。正如我在讲座中说到的那样，我建议建立一个由8-10名来访者组成的“危机”小组，由一名咨询师带领，会议时间为60或90分钟。

可以是开放性团体，人们可以根据需要加入或离开，这个团体可以提供这样一个空间，让大家讨论在病毒和隔离措施的影响下产生的同样的担忧和焦虑。

 

问题五：

新冠疫情发展迅速，虽已采取了各种控制措施，媒体仍不断报道有新增的确诊及死亡人数。

我们如何理解这种突如其来的重大事件对儿童和青少年的不同心理意义?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向他们传递什么样的观点？

应如何传递？

 

 

Philip Crockatt：

我认为我的讲座以及对之前问题的回答可以涵盖对你的问题的大部分回答。

我认为对儿童和青少年来说最主要的担忧就是父母失控。

理想化的父母形象已经被打破、也包括他们的延伸体：教师、医生和管理人员。

 

较小的儿童仍然充分相信自己的父母，毫不存疑。

 

青少年则可能会受到令他们失望的管理人员、医生、教师的影响，进而批评他们的父母,而同时他们也需要像小孩子一样确信自己的父母没有问题，并有掌控感。

 

 

对每个家长来说，最好的方法是尽可能地保持冷静，试着从现实的角度看待问题，但同时也要试着涵容年轻一代的恐惧和批评。

 

正如我之前说的那样，我认为如果家长可以持续提供正常的家庭生活模式，试着不要恐慌,不要对青少年的挑战反应过度，他们就有机会化解由病毒引起的有关疾病和父母死亡的原始恐惧。

 

问题六： 

在疫情期间，不同的价值观起着重要的作用。

我们如何理解集体主义精神和个人主义价值观在应对突发事件中所起的不同作用?

 

 

Philip Crockatt：

我认为，面对流行病，即使个人主义社会也必须变成集体主义社会，采取必要的措施来控制疫情。

 

在这种情况下，在世界各地的历史上，都会实施大规模的隔离和社会控制。为了控制新病毒的爆发，个人必须遵守管理机构的要求，例如保持隔离，或在规定的时间内自我隔离，并自觉接受医学检测。正如你所说，这可能引发关于个体的反感。

 

在此，我仍认为更深层次的问题是面对现实。

 

虽然我在我的演讲中把重点放在非理性焦虑上，但也需要应对病毒带来的真正危险，而社会现有的措施往往显得不足，但却是必不可少的。

 

虽然从某个角度来看，病毒引发了过度反应，事件后的一些防控和隔离措施可能被认为是极端的，但另一方面，每个国家都必须采取控制措施，尽最大努力控制病毒的传播。

这正是在这样的时刻必须要做的。

 

 

再强调一次，我们每个人都要努力分清，我们对病毒的反应，包括对管理部门的反应，有多少是非理性的，又有多少是理性的。

 

我认为有趣的是，所谓的个人主义、个体主义盛行的西方社会在面临这样的情况时，现实中便成了集体主义社会。

由于中国的集体主义传统，我认为中国可能比许多西方国家更好地控制了这种病毒，如果它是从西方或世界其他地方开始（爆发）的话，也许并不能做得更好。

 

与此同时，西方人士批评中国太过控制。

最终，当疫情爆发的历史被记录下来时，我们也许会对已经发生的事情形成一些看法。

目前，我们需要接受人们现在做的都是他们认为必须要做的事情，我们都在摸着石子过河。

 

基于自体中婴儿部分对父母感到失望，认为父母达不到儿时梦想中的神的标准。

人们对管理部门的合理批评和非理性的指责总是杂糅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