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在我以前的一篇论文中【第五章】，在谈到人格的精神病性成分时，我谈到过，当病人认为某事物具有联结两个客体的功能时，就会对它进行破坏性的攻击。在本文中我试图说明的是，这种形式的破坏性攻击在制造边缘性精神病的一些症状中所起的作用。
我想说的是，所有联结的原型是原始的乳房和阴茎。本文假设读者都熟悉梅兰妮·克莱因的很多描述，诸如婴儿对乳房进行施虐攻击的幻想（Klein, 1935）、婴儿与客体的分裂、投射性认同——这是她对人格各部分被分裂并投射到外部客体的机制的命名、还有她对俄狄浦斯情结（Klein, 1928）早期阶段的观点。我将要讨论的是，所有对有联结作用的客体的攻击的原型，是对乳房的幻想性攻击；投射性认同是这样一种机制——精神系统用这种机制，来处理由于自我的破坏性而产生的自我碎片。
首先，我将描述一些临床表现，它们是按一定顺序出现的，但我并非根据在咨询室中它们出现的时间顺序来描述，而是根据尽力使论文说明清晰的需要来的。我将遵循这个原则，选择一些材料，来说明当它们与彼此的关系是由分析情境的动力所决定时，这些机制所假定的顺序。我将对现有材料的理论观察进行总结。我所举的例子是来自对两个病人的深入阶段的分析。为了维持匿名性，我不会对病人作出区分，并且在介绍时会掩盖一些事实，希望这样不会影响分析描述的准确性。
因为分析师必须通过言语交流和自己的精神分析经验来与病人建立一个联结，因此对患者攻击两个客体之间联结的倾向性的观察简化了。创造性的关系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我们应该能看到因此而生的攻击。
我并不关心对诠释的典型阻抗，但我很关心与言语思维本身的破坏性攻击有关的部分，这在我的论文《人格中精神病与非精神病性的区别》【第五章】中有所讨论。
93. 现在我将描述这样一些情境，这些情境使我有机会向病人提供一个诠释，解释他的行为是在摧毁任何能联结两个客体的东西，在这些情境下他是可以理解这个诠释的。
(1) 我认为我有理由给病人一个诠释来澄清，他因母亲应对一个倔强孩子的能力而产生的对母亲的情感和他对她的情感表达。病人试图想表达他赞同我的想法，尽管他只需要说几句话，但他的表达还是被非常明显的口吃打断了，常要花差不多一分钟或是半分钟才能崩出个词来。他听起来气喘吁吁；喘气声夹杂着“咯咯”声，好像他是浸在水里似的。我引导他注意这些声音，他承认它们很古怪，并且他自己说出了我刚刚所给出的描述。
(2) 病人抱怨说他睡不着。他说，“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他显得很害怕。他脱节的言论让人觉得，他从表面上认为，如果他睡不好，就会发生什么灾难，也许会精神错乱。根据之前的分析，我提出他其实担心的是如果他睡着他就会做梦。他否认这一点，说他并不这样认为，因为他是“湿”的。我提醒他，他用“湿”这个词来表达鄙视，对那些他认为脆弱敏感的人的鄙视。他不同意，并说他提到的状态恰恰是完全相反的。据我对这个病人的了解，我觉得这个时候他的修正是有意义的，在某种程度上“湿”所指向的是对仇恨和嫉妒的表达，是他讲“用尿攻击客体“与之联系起来了。因此我说，他说他害怕睡眠，这是表面的恐惧，因为对他而言，这与他的思想慢慢消失是同一件事。进一步的联想说明，他觉得我的那些好的诠释不断地被他粉碎，以至于它们成为精神的尿液然后失控流走。睡眠因此与无意识不可分割，睡眠本身就与无法修复的精神缺失状态相类似。他说，“我现在是干的”。我回应说，他觉得他是清醒的，有能力思考，但这种良好状态只是摇摇欲坠的维持着。
(3) 在这节分析中，病人被此前的周末休假刺激到了。他意识到这样的外部刺激在相对近期的分析阶段变得很明显。以前我只是猜想他有很强的识别现实的能力。我知道他能与现实连接，因为他是自己来做分析的，但很难从他在分析中的行为推导出这样的结论。当我诠释说，一些联想表明，他觉得他曾经，并且现在仍处于两人之间的交往中，他的反应就像他被重重打了一拳。我无法说清他在哪个点上受到了攻击，甚至回想起来我也没有什么清晰的印象。从逻辑上看来这股冲击是由我的诠释造成的，但我的印象是，他体验到的打击是来自内部的；这个病人经常体验到的是，被他描述为来自内部的刺伤。他坐起来，目不转睛地看着空气。我说他看起来好像看到了什么东西。他回答说他看不到他所看到的一切。根据以前的经验，我能够解释说，他觉得他是“看到”了一个无形的东西，随后的经历让我决定用这两个病人的分析材料来写这篇论文，这个病人产生了看不见东西的幻觉，在这幻觉中发生了些什么。我假设这和前面的例子一样，是由类似的机制在起作用，理由我会稍后给出。
(4) 在咨询的前20分钟里，病人说了三段独立的话，我都没有发现其中的意义。然后他说，他认识的一个女孩似乎能理解他。说完他立刻剧烈抽搐起来，他却假装忽视自己的抽搐。这似乎与我在上一个例子中提到的内部刺伤相同。我试图引导他注意到自己的抽搐，但他忽略了我的干预，就像他忽略了来自的内部攻击。然后他说，房间里充满了蓝色的烟雾。过了一会儿，他说烟雾已经消失了，但是他说他很沮丧。我解释说，他感到被我理解了。这是一个令人愉快的体验，但被理解的愉快体验瞬间被摧毁被驱逐了。我提醒他我们刚刚目睹了他使用“蓝”这个词，来简洁地描述对有关性的谈话的指责。如果我的诠释是正确的，随后的事件也表明的确如此，这意味着被理解的体验被分裂了，被转化为性虐待和惩罚的粒子。到目前为止，我觉得这个诠释挺贴近他的体验。诠释的后面部分，雾的消失是由于再次内摄并转化为抑郁，这对病人来说似乎不那么现实，尽管后来的事件与它是一致的。
（5）这次分析，就像我的上一个例子，始于三、四个对事实的陈述， 比如天气很热，他坐的火车非常拥挤，今天是周三之类；这些就占据了三十分钟。我有一个感觉，他在试图保持与现实的接触，当他接着说他担心自己会崩溃时，这种感觉被证实了。过了一会儿，他说我不会理解他。我诠释说，他觉得我不好，不会接受他想放到我这里的东西。我特意解释了这些话，因为他在之前的分析中说过，他觉得我的诠释是为了驱逐他希望存入我这儿的感觉。他回应说，我的诠释就像在说，他感觉房间里有两团概率云。我解释说，他是在试图摆脱我真的是个坏人的感觉。我说，这意味着他需要分清，我真的是个坏人，或者我是来自他内心的某种坏东西。虽然此刻并不具有重要意义，但我认为病人正在尝试判断自己是否产生了幻觉。这种周期性的焦虑在他的分析中与他的恐惧相联，恐惧他对理解能力的嫉羡与恨，导致他将一个好的、理解性的客体破坏和驱逐——这个过程往往导致被破坏被驱逐的客体的困扰。我没有去区分是现实还是幻觉，这很重要，只是因为它决定了下一个期待中的痛苦经历会是什么。
（6）这一次一半的分析时间是在沉默中度过的，然后病人宣布，一块铁掉落在地板上。之后他一直在沉默中剧烈抽搐，好像他感觉到了来自身体内部的攻击。我说他不能和我建立联结，因为他害怕他的身体里会发生些什么。他表示确实如此，他觉得他正在被谋杀。他不知道如果没有分析他会做什么，因为分析让他感觉更好些。我说他对他自己和我能够在一起工作让他感觉好了一些感到非常嫉妒，以至于他把我们变成一块死的铁片和一块死的地板，凑在一起不是为了给他生命而是谋杀他。他变得非常焦虑，说他不能继续下去了。我说，他觉得他不能继续下去，是因为他要么是死了，要么是活着并且如此嫉妒以至于不得不停止有用的分析。然后他的焦虑明显降低了，但这节分析剩下的时间里，又被孤立的事实陈述所占据，他似乎以此来试图保持与外部现实的联系，以此来否认他的幻想。
94.我选择了这些片段，因为每个片段的主题都是对联结的破坏性攻击。第一个例子中的攻击是通过口吃来表达的，旨在阻止病人用语言作为他和我之间的纽带。第二个例子中，他对睡眠的感觉，与投射性认同相同，进行过程不受他任何试图控制的尝试所影响。睡眠对他来说意味着他的思想支离破碎，以冲击波的方式流出。
我在这里给出的例子解释了精神分裂症的梦。精神病患者似乎没有梦，或者至少直到在分析晚期前，不会报告任何梦。现在我的印象是，这个明显的无梦阶段是一个类似于看不见所视之物的幻觉现象。也就是说，组成梦的材料如此支离破碎，以至于没有任何视觉组成部分。当病人能够报告梦时，因为病人在做梦的过程中可以体验到视觉对象，他似乎认为这些对象就像是他忍着要去排泄的粪便，就像他在前一阶段与那些看不见的对象的关系一样。在我们称为梦的体验中出现的客体，被病人视为是固体的，同样地，与连续的梦中的内容相比，被视为无形的碎片。
当时咨询的主要主题不是对联结的攻击，而是这种攻击的后果，是先前所造成的，导致他缺乏建立他与床之间的满意关系所需的心理状态。尽管无法控制的投射性认同没有出现在我所报告的分析中，就是睡眠对他的意义，被认为是一种对他父母的精神的破坏性攻击。因此在与父母有联结的心理状态下，有一种双重焦虑；一方面是由他对失去头脑的恐惧带来的，另一方面是担心他无法控制他的恶意攻击，无法控制他的头脑提供的弹药。睡眠和失眠好像都无法被接受。
在第三个例子中，我描述了看不见东西的视觉幻觉，我们见证了一种对性交进行实际攻击的形式。就我的判断而言，我的诠释在他感觉，就像他看到了自己的父母性交一样；这种视觉印象被即刻粉碎和驱逐，粉碎成如此小的粒子以至于成为了一个统一体里无形的部分。整个过程的目的是为了，用破坏性行为来即刻表达嫉羡，来阻碍嫉妒父母的体验。我将更多地讨论这种隐含恨意的情绪和避免意识到它的需要。
在我的第四个例子里，善解人意的女孩和烟雾的报告，我的理解和他令人愉快的心理状态，被认为是我们之间的一种联结，这可能会导致一个创造性的行为。联结被认为是含着仇恨的，并被转换成一个敌意的、具有破坏性的性欲致使病人和分析师这对“配偶”不育。
在我第五个例子里，两个概率云的例子，理解能力是被攻击的联结，但我们的兴趣在于，客体制造的破坏性攻击与病人相反。此外，破坏者对投射性认同进行攻击，对病人来说投射性认同也是一种沟通的方法。迄今为止，我认为对他的沟通方式的攻击，可能是继发于他对我的嫉羡式攻击，他不能分清自己的罪恶感和责任感的感受。更进一步的观点是，在病人的人格中，被驱逐的部分中判断能力的出现，被弗洛伊德认为是现实原则支配行为的一个重要特点。事实上两个概率云在当时无法解释，但是在随后的分析中，有证据让我相信，原本他试图在两个存在的客体中区分出好坏，但它们现在很相似，每一个都是好的和坏的混合物。把晚期分析也考虑进来，我可以得出当时不可能得出的结论；他的判断能力，已被他的剩余自我分裂摧毁并驱逐，被他认为是类似于其他奇怪的客体，这在我的论文《人格中精神病性与非精神病性的区别》中有所描述。这些被驱逐的粒子令人害怕，因为他接受的治疗协调了这些。他感觉到不合理的判断——概率云——暗示我可能是坏的。他的怀疑，概率云是被迫害的，怀有敌意的，这使他怀疑它们给他的指导的价值。他们可能会为他提供一个正确的评估或故意弄虚作假，比如幻觉或什么相反的东西；或从精神的角度来看，将上升到我们所谓的错觉。概率云本身有一种原始的乳房的性质，它们被认为是神秘的，令人生畏的。
在我第六个例子里，病人报告说一块铁落在地板上，当时我没有机会来诠释病人的这个陈述，但在此时这个报告变得清晰起来。(也许我应该说，经验告诉我，有时候我认为病人对我们正在面临的情境的某些方面非常清晰，却发现，尽管针对它的工作已经完成，他却已经忘记了它。)这个清晰的点，尽管我未作解释，但它对理解这一事件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即病人为了逃避对父母的嫉羡，他用他自己和我替代了父母。这种逃避失败了，因为现在嫉羡和仇恨直接针对着他和我。两人共同参与着一项创造性的行为，感受到分享着令人羡慕的情感体验；他呢，也与被排除的一方一样，有痛苦的情感体验。部分通过我在这个片段中描述的体验，部分缘于我将在之后扩展的原因，病人很多次有了对生命本身的恨意。这种恨意导致对两人之间联结、对两人本身，对两人之间产生的客体的凶残攻击。在我描述的这一片段中，因他的心理状态在创造性关系和对仇恨和创造性的心理状态的同时认同之间建立了联结，早期他对这种心理状态的攻击的结果使他很痛苦。
在这个和前面的例子中，都有证据表明，带有敌意的迫害性客体的形成或聚集，是在用这样一种方式在表达其敌意，这种方式对病人主要的精神病理机制的产生是非常重要的；我认为迫害性客体的聚集有这样的特征，有一种原始的、甚至是残忍的超我的性质。
95.在我发表于1957年国际大会【第七章】的论文中，我提出弗洛伊德将精神分析比喻成考古调查，如果我们认为我们是在揭露与其说是原始文明不如说是原始灾难的证据，弗洛伊德的观点就是很有用的。这个比喻的价值之所以降低了，是因为在分析中，我们面对的并不是静态的情境，能允许我们从容不迫地去做探查，而是要在同一时刻面对重大的灾难，而且没有什么归于平静的解决方法。在任何方向都缺乏进步，部分原因在于好奇心的缺失，以及随之而来的学习能力匮乏，但在我说这个问题之前，我必须先说说几乎没有在我所举得任何例子中出现的东西
对联结的攻击起源于梅兰妮·克莱因所说偏执-分裂心位。这一时期主要由部分客体关系所主导。病人与自己、与自身以外的客体的关系都是部分-客体关系，如果能谨记这点，就有助于理解“似乎”之类的词，这些词通常是深感不安的病人会使用的，而较稳定些的病人可能会说“我觉得”或“我认为”。当他说“似乎”通常是指一种感受——一种“似乎”的感受——是他心灵的一部分，而不是将客体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的一部分。部分-客体的概念类似于一个解剖结构，由病人使用具体图像作为思考的单元所支持，这个概念常被误解，因为部分-客体关系不只带有解剖结构还兼具功能，不是解剖学上的，而是生理学上的，不是乳房，而是包含喂食和下毒，爱与恨。这导致灾难的印象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在这点上早期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是，在成人的术语中必须用 “什么是什么?”的问题来划分出等级，而不是用“为什么是什么?”的问题，因为“为什么”通过内疚而被分裂了。问题的解决方案依赖于对因果关系的认识，因此说不清楚，更不用说解决了。这产生了一个情境，病人在此情境中似乎除了分析师和病人的存在所带来问题，好像就没有其他问题了。他关注的是这个或那个功能是什么，他能意识到，但是无法把握其整体。由此推断,没有人会问为什么病人或分析师在那儿，或者说了什么，做了什么或感受了什么是出于什么原因，也不会去问试图改变心理状态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什么?”问题永远不可能不用“如何?”或“为什么?”来回答，因此进一步的困难出现了。我将把这个问题留待讨论婴儿使用什么机制来解决“是什么?”的问题，当感觉部分-客体关系与功能有关的时候。
96. 我用“联结（link）”这个词是因为我希望讨论的是患者与功能的关系，而非和具有功能的客体的关系；我关注的不仅是乳房，或者阴茎，或者言语思维，我更关注它们的功能，为两个客体提供联结的功能。
（译者注：link被翻译成连接、链接、连结、联系、纽带等等，此处为了表达带有把两个东西/人联系在一起，并形成某种关系的意思，采用了“联结”的翻译，连接更像是表面连起来的意思，过于简单化）
在《关于某些分裂机制的评注》中，克莱因谈到过度使用分裂和投射性认同，对于产生极度混乱型人格的重要作用。她也谈到好客体的内射，首先是妈妈的乳房，是作为正常发展的前提。我应该假设有一种正常程度的投射性认同存在，虽然无法界定其正常性的分界点在何处，投射性认同和内摄性认同联系在一起，构成了正常发展的基础。
这个印象部分源于对患者的分析的一个特点——诠释很难，因为在任何时候，似乎都不够扎眼，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支持这个诠释。贯穿分析的始终，患者借助持久的投射性认同，持久性显示出它是一个机制，从未能充分有益于他自己的机制；分析提供给他一个机会以运用这个骗了他的机制。我不必仅仅依仗这个印象。有几次分析使我推想该患者感觉到有一些客体不让他用投射性认同。在我给出的例证中，尤其是第一个例证中的结巴，第四个例证中善解人意的女孩和蓝雾，有一些因素表明该患者感觉到他的一部分人格，他希望放置在我身上的人格，被我拒绝了，但是在这之前的自由联想致使我产生了这个想法。
当该患者奋力摆脱死亡恐惧，这种恐惧对于他的人格来说太强烈了，以至于无法容纳，他把恐惧分裂出去放在我身上，因为这个想法显然是：如果允许死亡恐惧足够久地停驻在那儿，它们将被我的心智修正，而后可能会被安全地内摄。当时我想到该患者的感受，很可能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原因类似于我给出的第五个例证（概率云），我如此迅速地清除了它们以至于这些感觉没来得及被修正，而是变得更痛苦了。
分析中一个时期的自由联想，早于这些被描绘的例证的自由联想，显示了患者情绪的增强。这源于他感觉到我拒绝接受他的部分人格。因此他增强绝望和激烈的程度，奋力将它们强加于我。他的行为，与分析的情境隔离，可能是原始攻击性的表达。他的投射性认同的幻想越激烈，就越怕我。有几次分析，这样的行为呈现为无端的攻击性，但是我引用这个系列是因为它们显示出该患者处在一个不同的状态——这种行为从另一个角度表现出，患者的暴力反应是因为感觉我在怀有敌意地防御。分析情境在我头脑中建立起目睹极端早年情景的感受。我感到患者在婴儿时期对母亲的体验，这个母亲对婴儿的情感方式负责地回应。这种负责的回应中有个不耐烦地成分就是‘我不知道这孩子有什么问题。’我的推论是为了理解孩子需要什么，那个母亲应该在对待孩子的哭喊时，认为孩子的需求不仅仅是要求她在场。从婴儿的观点来看，她应该是吸收了，并且体验到，孩子正在面临死亡的恐惧，就是这种恐惧是孩子不能容纳的，他奋力分裂死亡恐惧，和部分人格一起，放置并投射到母亲身上。一个有理解力的母亲能够感受恐惧的感觉，而婴儿正在用投射性认同奋力应对，并仍能维持自身的平衡。这位患者不得不面对一位无法忍受这种感觉的母亲，她的反应是拒绝被投射物的进入，或者成为由于内摄婴儿的感受而成为焦虑的猎物。我认为后一反应一定比较少见：否认占主导地位。
对某些人来说，这种重建似乎不太现实；在我看来，这似乎不是被迫的，也是对一些人的回答——他们认为在移情的位置上压力太大了，因而排除对早期记忆的适当阐述。
在分析中可能呈现出了一个复杂的情况。该患者感到他正在被给予一个机会，他被欺骗至今；他被剥夺的辛酸由此显得更突出，对于被剥夺的怨恨也变得明显。对这个机会的感谢与对分析师的敌意共存，因为这个人将不理解并拒绝该患者运用唯一他能被理解的方式沟通。因此，患者与分析师或者婴儿与乳房之间的联系，是投射性认同的机制。对这个联结的破坏性攻击来源于患者或婴儿以外，即分析师或乳房。结果是由患者和他的发展过程的退行带来了过度投射性认同。
我不认为这个经历是造成患者障碍的原因；我发现它的主要来源在婴儿天生的性情中，正如我在《精神病性与非精神病性在人格的区分》【第五章】中所描述的那样。在形成精神病性人格的过程中，我把它看成环境因素的核心要素。
在讨论患者发展的这一后果之前，我必须首先提及天生的性格及其作用：它使婴儿对任何与母亲乳房有联系的诱因，如原始攻击性和嫉羡，产生攻击性行为。如果母亲表现出有些像我所描述的不接纳，那么攻击的程度被增强；如果妈妈能内摄婴儿的感受并保持稳定（(Klein, 1957），那么攻击性就会被减弱，而不是被消除。严重性存留是因为精神病性的婴儿被恨淹没并且妒忌妈妈保持舒适心理状态的能力，尽管妈妈是在感受着婴儿的情感。这一点被患者清楚地表明，该患者坚持我必须跟他一起经受，但是当他感觉到我不会垮下去的时候，他满怀恨意。这里存在着作用于联结的破坏性攻击的另一个方面，联结是分析师内摄患者投射性认同的能力。因此，攻击是对母亲-分析师的这种能力（即平静心态）的攻击。内摄能力被患者的嫉羡和恨转化成贪婪，吞噬着患者的心智；同样地，平静的心态变成敌对的冷漠。此时分析的问题通过患者的见诸行动，不当行为和威胁性自杀展现出来（患者要摧毁他如此妒忌的平静心态）。
97. 回顾一下至今提到的主要特点：紊乱的根源是双重的：一方面是病患天生性情中过强的破坏性，恨和嫉羡，另一方面，有的环境最大程度地向病患否认了分离和投射性认同机制的作用；在一些情况下，这些根源于病患自身的破坏性会摧毁病患与环境间的联结，以及病患自身人格中不同方面的联结。另一方面，来源于母亲，尽管在后一个例子以及在精神病患者中，妈妈不会是唯一的原因。紊乱始于生命本身，病患所面对的问题是：他们意识到的客体是什么？这些客体，无论是内部的还是外部的，都是主导性的，半客体化的，尽管不是完全绝对的，我们还是应该称它们为功能，而不是形态结构。这一点有些费解，因为病患的思维借助于具体客体的形式来指挥，因此，从有经验的精神分析来看，更倾向于产生一种来自于具体客体本质的印象。功能的本质激发了病患探索投射性认同的好奇心。他自身的感觉就存在于这些功能中，非常强大以至于不能被自身的人格所容纳。投射性认同让他们可以把自己的感受放到一个有足够能力容纳这些感受的人格中去，从而可以进一步探索它们。对这一机制作用的否认，要么是妈妈拒绝做婴儿情感的存放处，要么是病患不允许妈妈形式这一功能，会导致婴儿和乳房之间的联结被破坏，结果导致对于学习的好奇心的驱动产生严重的无序。因此这为严重的发展受阻埋下伏笔。此外，由于否认了婴儿处理其过于强大的情绪的主要方法，所有的情绪生活都成为了严重问题，变得无法忍受。仇恨的感觉因此会针对所有的情绪，包括仇恨本身，以及刺激它们的外部现实。从对情感的憎恨到对生活本身的憎恨是极小的一步。就像我在自己的论文《精神病性与非精神病性在人格的区分》中所言，这种仇恨导致了对所有知觉器官的投射性认同，包括形成感觉印象和意识之间联系的胚胎思维。因此，当死本能占主导地位时，过度的投射性认同倾向得到了加强。
98. 现在我必须来描述超我的早期发展是如何受这种精神活动影响的。就像我曾经说过的一样，婴儿和乳房之间的联结是建立在投射性认同和内摄投射性认同的基础上的。内摄的失败会使外部客体在本质上显得对好奇心和婴儿寻求满足它的方法充满敌意，即对投射性认同的敌意。如果乳房被感觉为基本上是理解的，它就会被婴儿的嫉羡和仇恨变成一个这样的客体——其吞噬贪婪的目的是内摄婴儿的投射性认同，以摧毁它们。这一点体现在患者的信念中就是：分析师通过理解使患者疯狂。结果是客体被放置在患者身上时，运用超我的功能，非常严厉并破坏自我。这个描述不精确，不适用于任何偏执分裂心位的客体，因为它需要能体验到完整客体的前提。正如克莱因和其他人(Klein, 1946, 1948; Rosenfeld, 1952; Segal, 1950)的描述，完整客体是一种威胁，使精神病患者不能面对抑郁心位及其伴随的发展。在偏执分裂阶段，这个奇怪的客体部分构成于迫害性的超我因素，正如我在《精神病性与非精神病性在人格中的区分》中所描述的。
所有的学习都依赖于好奇心的冲动。如果分析的进程顺利，另一个特点会出现；患者似乎不理解因果关系并将抱怨心理状态的痛苦，同时坚持行动路线精心生产出痛苦。因此当恰当的材料呈现出来，患者必须表现出他对“为什么”如此不感兴趣。对他好奇心的局限的阐述，其结果是更宽泛的发展和开始关注起因。这引起行为的改善，否则会延长他的痛苦。
99. 这篇文章最主要的结论是关于患者的心理状态， 患者的精神中含有一种内部客体， 这种客体有关于叛逆和破坏，而且联结了所有的事物——从最简单的到最复杂的言语交流和艺术。
在这种精神状态下，情感是令人憎恨的；它被认为太强烈了，无法被不成熟的心灵所容纳，情感代表着和客体的联结，使非自我的客体具有现实性，因此对原发自恋有害。
内在客体的起源是一个外部乳房，它拒绝内摄、收容并因此修正情感中的有害力量，但矛盾的是，相对于自我的力量，引发攻击的情绪反而被强化了。这些对情感联结功能的攻击，导致人格中精神病性部分的联结过于突出，这些联结似乎是有逻辑的，几乎是数学性的，但在情感上从来都不合理。因此，幸存下来的联结是反常的、残酷的、贫瘠的。
外部客体被内化，当被建立在与精神和环境沟通的方法上时，其本质和效用留待日后进一步详细阐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