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

Thomas H. Ogden是当代精神分析的先锋人物。

同样是陈玲老师翻译的温尼科特的文献《客体的使用和通过认同关联》，请翻至本文底部文献库查找阅读。

重新认识摧毁：

读温尼科特 “客体的使用和通过认同关联”

作者：Thomas H. Ogden

翻译：陈玲

“客体的使用和通过认同关联”这篇文章是里程碑的著作，我发现很难去写，因为就其核心的很多内容仅仅只建议而已。对读者来说，不仅仅要读这篇论文，也要去书写。在我读/书写这篇论文的时候，婴儿在摧毁母亲的过程中，母亲变得真实起来，因为实际上婴儿是把母亲当作外部客体来摧毁的（摧毁她感知自己是一名合格母亲的感觉），而且也在婴儿感知那个摧毁的过程中，母亲变得真实起来。在婴儿经历涉及在摧毁中幸存的心理运作中，母亲她也变成了一个对婴儿来说真实的外部客体，这种运作方式并不是发生在幻想客体的世界里。分析师或者母亲或许不能从摧毁中幸存下来。由于这样长期的历程对病人和分析师都导致了损害效应，分析师能够承认他没有能力幸存下来，而且必要的时候，分析师能够中止分析，是至关重要的。作者呈现临床讨论，讨论内容是，在分析中分析师从摧毁中幸存下来，以及不能从摧毁中幸存下来。

关键词：温尼科特摧毁客体使用object-usage 客体关联object-relating 客体的幸存客体的摧毁

“客体的使用和通过认同关联”也许是温尼科特最难的一篇论文，当然也是他最重要的著作之一.这篇论文第一次宣读时在纽约精神分析研究所，也就是1968年11月12日，发生了一件与此相关令人感到悲伤的事情。令温尼科特失望的是，他的论文收到的是迷惑不解和将信将疑的反馈。在这次会议的官方时刻，Milrod如此写道，“温尼科特博士以一种迷人和异想天开的方式回应道，他的理念已经被撕成碎片，他会乐于放弃他的想法。” (Rodman, 2003, p. 328)这次会议后不久，温尼科特心脏病发作。这篇在纽约宣读的论文改版后于第二年在国际精神分析杂志(Winnicott, 1969a)上发表，略微修订后的版本在他去世后1971年出版在《游戏与现实》这本书里。据说温尼科特“直到他死的那一天，1971年1月25日，他仍在为着出版《游戏与现实》这本书修改这篇论文。”我要讨论的这篇论文是1971年的版本。¹

在这篇论文里，很多的内容只是建议，所以不仅仅要去读，还要参与到书写的过程。本文表达了我自己在阅读和书写温尼科特的论文上，我所发展出来的想法-我从中理解到了什么，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内心发生了什么。

本文的主题

温尼科特在论文的开章，以一种私人化的、非正式的谈论方式设定了论文的基调：

想到因我个人对诠释的需要，而阻止或延迟了某一分类病人多少深刻的改变，我就胆颤心惊。如果我们能够等待，病人就会创造性地、带着极大的愉悦理解到自己，我现在比过去更享受这种乐趣，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因自己更聪明而沾沾自喜。我认为诠释主要是让病人了解到我的理解是有局限的。从根本上来说是病人，也只有病人知道答案。(pp. 86–87)

而这段话在我心中激起了真理的共鸣，但我想知道，当温尼科特说“我诠释主要是让病人了解到我的理解是有局限的”这句话时，他在想什么？他让读者自由地发展他或她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像他试图对病人做的那样）。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温尼科特利用读者阅读这篇文章的体会来展示他在想什么，而不是直接告诉读者他在想什么，因为他想的很多东西无法言传或阐释，你得去用心体会。

陈述诠释的重要性之后，紧接着，温尼科特陈述了不做诠释：

与此形成对比，分析师必须要做的诠释性工作，把分析和自我分析区别开来。分析师的诠释工作若想奏效，必定关系到病人将分析师置于主观性现象区域之外的能力。因此这涉及到病人使用分析师的能力，这就是本文的主题。（第87页）

温尼科特在连续的段落中提出了两个看似矛盾的观点：一个是一定不能屈服于“诠释的需要”，另一个是“分析师必须要做的诠释性工作”。温尼科特没有解释这些想法之间的关系，但他提供了一些指导，他说，“分析师的诠释若要奏效，必定关系到病人将分析师置于主观性现象之外的能力。”如果诠释要“奏效”（如果要在真实现实世界中引发后果），必须是在病人发展出“将分析师置于主观性现象区域之外”的能力之后才行。温尼科特没有详述这句话的含义，但说这是“本文的主题”。有趣的是，在论文的后面，温尼科特仅仅是用简短间接的方式，回到了关于分析师使用（或避免使用）诠释的这些极其重要的观点。

在论文的这个节点是个悬念，读者会不太明白温尼科特对于分析中诠释的位置有什么想法，更不用说他是如何得出自己的这些观点的。

理论阐述

在论文的第二部分—这“部分”没有标题或编号，但我认为论文从主题上分为四个部分——温尼科特阐明了他在本文中所关注的与两类与客体关系类型之间的区别，即客体关联和客体使用两者的区别。

当我谈到客体的使用时。。。我认为客体关联是理所当然的，并且增加涉及客体性质和客体行为的新特性。例如，客体，如果要被使用，就必须是真实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共享现实的一部分，而不是一束投射物。(p. 88,)

在这里，温尼科特颠覆精神分析的传统术语，他使用术语“客体关联”（通常用来说明成熟的、完整的客体关联性）指的是更原始的（自恋的）客体关系形式，这样的客体是“一束投射物”，是自体的延伸；而术语“客体的使用”（通常跟剥削另一个人有关）指的是成熟的客体关联性，这样主体位于“共享现实”之外的世界，而且主体把客体体验为，对自己而言确实真的是外部的。这种对传统精神分析术语的颠覆，让读者抛开固执成见，对未知敞开心扉。

温尼科特用一则故事总结他的理论阐述：

两个婴儿正在吃奶。一个是自我的喂养，因为乳房和婴儿还没有成为（对婴儿而言）分离的现象。另一个是从我以外other-than-me的来源喂养，或者是来自一个不会对婴儿产生影响（除非客体报复带来的影响）的漫不经心对待婴儿的客体的喂养。母亲，就像分析师，可以是好的，或者是不够好的；一些母亲能够把婴儿从客体关联延续到客体使用，也有一些母亲办不到。(第89页)

这些语句中有两个“未完成事件”预示了论文的核心，这将在接下来的章节介绍。一个观点是，除了我以外的来源给婴儿“予以漫不经心的对待”。另一个观点是，“漫不经心地对待”加上了不祥的限定词组：“除非客体报复”。再次，这些意义是被建议的，但仅是建议而已。

革命性的观点

温尼科特在对他的术语定义之后，他以一种令人惊讶的方式开始了论文的第三部分，也是最激进的部分：

我现在准备直接进入我所持论点的陈述。似乎我害怕到那里，因为我害怕一旦论点被陈述，我沟通的目的就结束了，因为它是如此的简单(第89页)

这种称呼读者的方式是温尼科特所独有的。还没有其他精神分析师用这种行文方式。在这里，我相信，温尼科特向我们展示了客体使用的感觉。他“准备好”陈述论文的主题，但却发现自己不敢这样做，因为一旦他向读者陈述，它就会落入其他人（读者）的手中，这些人是真实的，因为他们是真实的、独立的、拥有自己思想的人，他们可以自由地用他的观点做他们想做的事，不管他希望他们做什么。这是温尼科特论文中的“论点”，为读者在阅读体验中带来了生命。

他的重大主题根本就不简单：

要使用客体，主体必须发展出使用客体的能力。这是向现实原则转变的一部分。（第89页）

这两句话中的第一句简直不言而喻：“要使用客体，主体必须发展出使用客体的能力。”然而，温尼科特所指的并非不言而喻。事实上，这可能是任何一个分析师首次探索发展使用客体能力的过程（“[以前]可能甚至没有专门研究过”，第86页). 温尼科特在第二句中建议，他对发展这种能力的过程的概念，改变了我们对个体如何发展面对真实世界能力的概念（现实原则如何成为人类意识的一个维度）。

在完全展开这个“重大主题”中，温尼科特首先说，从客体关联到客体使用的发展是一个与生俱来的成熟过程，这个过程的发展成功依赖于真实的人（“一个促进性的环境”，第89页）。

在这一点上，温尼科特对他的“重大主题”的含义做了一个震撼人心的陈述：

在[讨论下]的次序中，我们可以说，首先是客体关联，随后是客体使用；然而，在这两者之间，也许是人类发展中最困难的事情；或者是所有需要修补的早期失败中最棘手的。在关联和使用之间存在的这个事情，是主体将客体置于主体无所不能控制的范围之外；也就是说，主体感知到的客体是一种外在现象，而不是一个投射性的实体，事实上是承认客体本身是一种实体(第89页)

现在，我发现这篇论文中最难、最神秘、最富有感召力的三个段落已经准备就绪。就文学形式而言，这些段落也是精神分析文献中最不寻常的部分：一个前语言期/牙牙学语的婴儿和他母亲之间虚构的“对话”。

这三段的第一句话发起挑战：

这个变化（从关联到使用）意味着主体摧毁了客体。（第89页）

温尼科特预料到“一个纸上谈兵的哲学家”会反对这一说法，哲学家认为“如果客体是外部的，客体就会被主体摧毁”（第89-90页）。换言之，如果外部客体被主体摧毁了，就不可能有外部客体这回事。

温尼科特回答说，如果这个纸上谈兵的哲学家“和他的病人一起坐在地板上”[和他的病人活在精神分析性的体验中]，“他就会发现那里有一个中间位置”（第90页）：

“主体关联客体“之后是”主体摧毁客体“（因为客体变成了外部的客体）（第90页）

我在这些话面前止步了。我真不知道，主体摧毁客体，这时客体变成了外部客体是什么意思。（我这里正在体验到某种东西，当我反复阅读这篇论文的时候，我才逐渐搞清楚：在这些句子中，“摧毁“这个词正在被重塑。这个词有一个从来没有人赋予它的定义，而在该论文的这个点上，我只是正在开始去了解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这句话的结尾是：

’接着，[‘主体摧毁客体’之后]，可能会出现’客体在主体的摧毁下幸存’。（第90页）

温尼科特实际上在说，从客体被当作“一束投射物”关联到客体被当作一个独立的人来关联，主体必须摧毁客体。我想知道，温尼科特谈论的是摧毁客体的幻想，还是主体把客体当作一个独立实体真切地在摧毁？还有，实际摧毁外部客体是什么意思？如果摧毁仅仅是一个幻想，那么这个幻想与牵涉到客体关联的投射物有什么区别？如果摧毁是对外部客体真实的摧毁，而不是幻想中的摧毁，那么客体的“幸存”意味着什么？

正是在这里，是该论文最生机盎然的地方：

因此客体关联[当演变为客体使用时]的理论里出现了一个新特征。主体对客体说：“我摧毁了你。” 然后客体就在那里接受沟通。从现在开始后，主体说：“哈罗客体！““我摧毁了你。” “我爱你。“”因为你在我摧毁你的过程中幸存下来了，所以你对我具有了价值。” “我爱着你，我一直在（无意识的）幻想中摧毁你。”（第90页）

几十年来，我读着这些话“‘哈罗客体！’‘我摧毁了你。’‘我爱你。’‘因为你在我摧毁你的过程中幸存下来了，所以你对我具有了价值，’”这时婴儿体验着摧毁（摈弃着他所依赖的）无所不能的内在客体母亲(Ogden, 1983)。我认为摈弃（幻想地摧毁）内在客体母亲，为婴儿出现体验到外在客体母亲真实性的能力扫清了道路。

这种对客体“摧毁”的解读与我现在理解的“主体摧毁客体”时所发生的事情的方式是不一致的。在我看来，我早前对客体摧毁的理解，并没有包括温尼科特“主体摧毁客体”这个概念的关键要素：在从客体关联到客体使用的发展过程中，被摧毁的是真实的外部客体（而不是内部客体）。我的误读，正如我现在所看到的，是由于我没能理解到，真实的外部客体，一个真实的人，被摧毁意味着什么。

婴儿对母亲“说“：”‘我摧毁了你。’，主体在那里接受沟通“，婴儿对母亲说的话以一种令人难忘的方式表达出来：”从现在开始主体说，‘哈罗客体！’“—还有什么更好的语言让婴儿对母亲用问候的方式表达宽慰和喜悦呢，这个母亲幸存了，他爱着（以及他感到被爱着），这种方式他从未体验过，因为这只能和一位母亲，跟他保持独立的人在一起时才能体验到。感叹号在这里是重要的标杆。

接着，婴儿自豪地，喜气洋洋地再次高呼他的成就，这次更加自信和自豪：“‘我摧毁了你。’‘我爱你。’‘因为你在我摧毁你的过程中幸存下来了，所以你对我具有了价值’“

每次我读到这些激动人心的话，我都会想起我自己的一个孩子，记忆犹新——他大概六个月大——像个国王坐在他的高脚椅上，面前摆着他的托盘。我记得当他直视我的眼睛，拿起我放在托盘上的一小块法兰克福香肠时，他脸上露出咧嘴的笑容，我还记得当他开心地尖叫时，他使尽全身的肌肉力量把香肠扔到地上时的兴奋。我会捡起法兰克福香肠，放回托盘上，这个过程中从没和他失去眼神交流，他会咧嘴笑，扔，兴高采烈地尖叫着又把它扔在地上(几个月前，他开始玩一个类似的游戏，躲猫猫的游戏，但那游戏缺乏投掷游戏的欢叫。）

但这幅快乐的图画并非处于客体关联和客体使用之间“中间位置”（第90页）的画面，。更确切地说，这是一幅图画，描绘了当婴儿发现自己的原初客体是坚固的、可以被草率、轻视、随意、漫不经心、嬉戏、轻蔑、粗暴、傲慢地对待时，他所感受到的巨大的宽慰和喜悦，而与此同时，这些客体可以指望幸存下来。”主体现在可以使用幸存下来的客体”（第90页). 我要补充的是，它也是一幅实现客体永久性、客体恒常性和大量象征化能力的画面，区分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如果有一个外部客体的话，必须有一个独立的内部自体来感受它的外部性）的画面，以及意识和潜意识分离的画面。”在这里，幻想因个体而启动”（第90页)。

在客体使用的这个阶段之前，有一个“中间位置”，这是温尼科特论文的“主题”。在中间位置“主体摧毁客体”。主体（婴儿）“必须付出的代价”（第90页）是，在无意识的幻想中持续摧毁客体。但是“客体”，一个真实的母亲，一个真实现实的人--不像一个内部客体母亲（一个幻想的母亲）-----感受到当作一个母亲被摧毁的痛苦，所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呢？？

温尼科特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但是他说了一些我相信有直接关系的话。他确实说了这样一句话，我发现对把论文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是至关重要的：

这是一个位置[处于客体关联和客体使用之间的中间位置]，个体在情感成长的早期阶段，只有通过被贯注的客体实际真实的幸存actualsurvival，才能到达这个位置，在这个过程中，客体因为真实而被摧毁，因为被摧毁（可被摧毁和可被消耗）而变得真实 (第90页)

这个句子在句法结构和它所产生的悖论结构上都很复杂。句子的第一部分可以解释如下：客体使用只有通过与婴儿或儿童有情感纽带的人（一个“被贯注的”客体）的幸存，才能在情绪发展早期得以实现。这是一个看似简单的想法，因为它似乎重复着已经说过的话：客体使用只能通过客体幸存来实现。然而，我认为这句话的这部分最突出的词是“实际真实的幸存”。温尼科特并不是在打比方：这个客体很可能事实上（现实上）在情感层面（也或许在生理层面）无法幸存。

这句话延续了在这篇论文中我发现的最具原创性的一系列观点：在母亲“在因为真实而摧毁，因为摧毁而变得真实的过程中”（斜体字为作者所加），在这一刻，客体的实际真实幸存至关重要。即使是现在，当我读到这些话的时候，我的心也在颤抖。我花了好些小时来琢磨---最终我明白了----这一对想法。说这个客体“因为[它是]真实的而被摧毁”是什么意思？在这里，人们别无选择，只能“书写”温尼科特的论文，因为他以一种非常难以捉摸的形式留下了极为重要的思想——他没有解释这些思想，仅仅只是建议。

我会“书写”该论文的这一部分，说的是，在导向婴儿使用客体这个成就的发展过程中，客体——真实活着的、呼吸着的、情感上回应着的外部客体母亲——正在（不可避免地、无可避免地）“被摧毁”。当我说真实的母亲正在被毁灭的时候，我的意思是对她的婴儿，作为一个足够好的母亲，她体验到自己处于严酷的攻击之下，并且处于“被摧毁”的过程中。在该论文中，温尼科特有时使用短语“被摧毁着”，有时使用更强烈的单字“摧毁”来描述母婴关系发展的这个时刻的“客体”（母亲）。我相信这两个词都是准确的，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母亲和婴儿在不同的点感觉到仿佛母亲正在被摧毁，而在其他时候感觉到她已经被摧毁了。

温尼科特留下了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身为母亲，母亲对自己的体验（以及婴儿对她的体验）的一些重要的东西，在从客体关联到客体使用的发展过程中，母亲实际真实地被摧毁了。哪位母亲没有过那种非常痛苦的经历，觉得她身为一个母亲彻底失败了，而且，这个母亲已经不再是生孩子之前的那个人了？母亲对自己身为母亲经验到的摧毁可能有无数种形式，例如，她感到自己不适合做母亲，因为她无法在婴儿处于极度痛苦中时安抚到他，或对婴儿没有足够的爱来哺育他，或在婴儿急需睡眠时无法帮助其入睡，或憎恨婴儿让她无法享受婴儿出生前生活中的各种乐趣，剥夺了她骄傲、能力和创造力的源泉，或者一个婴儿或孩子可能会以其他上千种方式摧毁他母亲相信她足以成为一个母亲（还有，足以成为任何一个有价值的人）的信念。婴儿这样做，并不是为了攻击母亲或摧毁母亲；他这样做仅仅是因为他是一个婴儿——一个对母亲提出无情的生理和情感要求的婴儿，这些要求是任何一个母亲都无法满足的。母亲被摧毁的感觉，只是成为一个婴儿或孩子的母亲所体验到的一部分，一种既平凡又难以想象的强烈的、痛苦的、耗竭的、满足的、恐惧的和幸福的经历。

身为母亲，她“被摧毁“的感觉并不限于母婴生命之初的几个月。它贯穿母亲和孩子（以及之后，父亲和孩子）的一生中，通常‘可怕的两人关系the terrible two’s’更明显，在孩子的青春期更剧烈。

我所构想的母亲的真实的摧毁，类似于Loewald (1979)的关于杀害俄狄浦斯父母的想法，这不单单是象征性的杀戮：

如果我们作为父母的孩子，直言快语，通过货真价实地摆脱管束（真正成为独立的成年人），我们确实会杀掉他们身上至关重要的东西——不是一拳就杀了他们，也不是在所有方面都杀了他们，而就是促成了他们的死亡(第395页)

身为父母，我们必须允许我们自己被自己的孩子杀死（精神上和身体上），“以免“通过妨碍他们实现自主”而削弱他们”(Loewald, 1979, p. 395)，。Loewald所谈的发展阶段比涉及到的客体使用阶段要晚得多。尽管如此，我相信，Loewald关于客体的摧毁的真实性的概念（“我们确实杀死了他们身上至关重要的东西”），也适用于在不断发展客体使用能力的进程中母亲的摧毁。母亲不仅仅是婴儿发展对她外部性（和他自己内部世界）感知的促进者，她对此奉献着自己。她必须允许她自己被摧毁。

我现在将转到这对短语中的第二个（实际上它们是两个折叠的句子）：“因为被摧毁而变得真实”（第90页)。在这里，这个客体是“真实的，因为[以某种方式婴儿感知到母亲感觉到]被摧毁”。换句话说，在母亲因为她是一个真实的人而在被摧毁的同时，婴儿也感知到母亲她身为母亲正被摧毁的体验。婴儿能感觉到母亲（作为一个真实的人，而不是他无所不能的创造物）在她被摧毁着的时候真切感受到的痛苦。这是客体关联到客体使用期间的一个关键部分：婴儿从母亲的眼睛中看到，从母亲的声音中听到，从母亲抱着他的方式中感受到她在“被摧毁”时所经历的痛苦。

对婴儿或儿童来说，没有什么比他母亲的意识和无意识的情绪状态更重要的了，婴儿或者儿童对这种母亲的情绪状态相当敏感（Beebe和Lachmann，2004；Fraiberg，1980年；Green，1986年；温尼科特，1960年，1963年）。当母亲“被摧毁着”（这时她感到不适合做母亲）时，婴儿对母亲的痛苦进行登记，并做出情感反应，这是客体关联和客体使用之间“中间位置”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母亲“因为被摧毁而变得真实”，原因是，因为母亲“被摧毁着”的感觉对他而言变得真实，所以她对婴儿来说变得真实了。

与此同时，母亲因为她是真实的，而正处于幸存的“过程”中。她之所以能够在摧毁中幸存下来，是因为她是一个真实的人——一个拥有她自己成熟的（以及原始的）情感、思想和心理能力的成年人，她能够把这种情感、思想和心理能力，带到承担作为一个母亲的真切地被毁灭的经历中，并在她被摧毁着的过程中实际幸存下来。换言之，她作为一个独立于婴儿的成熟主体，或许能够从自己只是名义上的母亲的感受中幸存下来；她通过调动自己（真实的）意识和无意识的能力，来恢复她觉得自己是一个足够好的母亲的感觉，即使她作为一个足够好的母亲正在“被摧毁着”。

如果母亲和婴儿要成功地越过这个情感地带，母亲不仅要在被摧毁着的痛苦中幸存，她还必须对她的幸存进行沟通。她用无数种方式沟通着，这样她生机勃勃，满怀爱意和她的婴儿在一起——婴儿焦急地等待着（在他摧毁她之后）这件事情的发生，当他发现这件事发生时会欢欣鼓舞。

母亲生命中的其他人也许能够帮助她在被摧毁着的过程中幸存下来，例如，她的丈夫、她的母亲、她的祖母、她的分析师——他们可能会给她一段字面的和/或象征性的休息或睡眠时间，在此期间去“梦”（Bion，1962，p.5） ---做无意识的心理工作——被她的婴儿摧毁着的体验，以及在这种摧毁中幸存的体验。当母亲被无意识内在物体的存在所摧毁时，也可以通过感知无意识内在客体的存在，帮助她存活下来，这些无意识内在客体来自于，在她还是婴儿和儿童时照顾她的人的实际经验，这些照顾她的人在被她摧毁的过程中设法幸存下来了。²

我们讨论的这句话最后以插入语结束，即，在被摧毁的过程中变得真实的客体，也在变得“可摧毁的和可消耗的”。换句话说，母亲的“摧毁”和在摧毁中的幸存，促使婴儿感觉到足够安全，因此能够体验到母亲她是可消耗的、多余的、不必要的、无关紧要的。婴儿他知道，母亲在变得可消耗的经历中会幸存下来。

正如母亲在被摧毁着的同时，能够为她自己，以及为婴儿保持活力的能力，是婴儿发展使用客体能力过程中的关键，在分析性设置中，

精神分析师、分析性技术和分析性设置，都是从病人的摧毁性的攻击中幸存下来的。摧毁性活动是病人试图将分析师置于无所不能的控制之外的领域，即置于世界的外部。如果没有最大程度摧毁maximum destructiveness（客体不受保护）的体验，主体永远不会把分析师置于外部，因此永远不能超出自我分析的体验，即把分析师作部分自体的一个投射物使用(第91页)。

温尼科特的语言在这里更彰显力量。分析师必须在“最大程度的摧毁（客体不受保护）”下幸存。换言之，分析师不应阻碍病人的摧毁性攻击，也不应变得防御，例如，通过防御性地使用诠释，试图化解病人强烈情感(这是我之前提到的暗指，指的是这样一种观点，“想到我阻止或延迟了病人身上多少深刻的改变，我就感到胆颤心惊…出于我个人需要所做的诠释。第86页。）”在这篇文章中，重要的是不要把摧毁性等同于愤怒。当病人对分析师不予理会，或摒弃分析师，或使得他感到多此一举的时候，病人就不需要感觉到愤怒了。在母亲/分析师这部分想要报复的冲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们所有人，作为父母和分析师，当面对母亲和分析师被摧毁着的反复经历中，都感受到报复的冲动。但是，在从客体关联发展到客体使用的过程中，有一段时间，婴儿或病人会体验到，任何形式的报复都是对其心智（更准确地说，是他的心-身）的攻击。在这种情况下，母亲/分析师实际的报复引发了一个病理过程，如果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和令人信服的识别和处理，这个病理过程可能是不可逆转的。

承受这些攻击对分析师来说，或许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这些攻击表现为妄想、或者通过操纵迫使分析师真的做了技术层面很糟糕的事情。（我指的是这么一回事，即在可靠性至关重要的时刻，以及在幸存方面保持活力以及没有报复性质等方面，变得不可靠。）（第92页）

在这一段，温尼科特第一次阐述了，身为分析师（以及延伸到母亲）被病人摧毁时，所感受到的真切的痛苦，但他没有明确病人对分析师痛苦的感知和回应，分析师的痛苦是分析师/母亲对病人/婴儿而言变得真实的主要媒介。正如我所讨论的，我相信病人/婴儿对分析师/母亲痛苦的感知和回应，对于从客体关联发展到客体使用是至关重要的。

总而言之，认为母亲因为真实而被摧毁着的观点，对我来说，就是母亲她是真实的，所以才可能被摧毁——一个真实的人，作为一个合格的母亲，能够体验被摧毁着的痛苦。因为被摧毁，她变得真实，因为婴儿能够感觉到她（作为一个独立的人）在被摧毁着（身为一个母亲）时所体验的痛苦的现实。此外，因为真实所以她幸存了，只有生活在婴儿主体性世界之外的一个真实的人才能够被摧毁，同时，作为一个持续爱着她的婴儿活生生的存在，并且持续在情感上为他存在，以及能够对被摧毁的体验和在被摧毁中幸存的体验去做梦的工作（做必要的无意识心理工作）。

尚未完成：一个理论论点

温尼科特在论文的最后一部分以个人陈述作为开场白，让人想起他开篇的文风。他说：

我现在几乎已经做了我的整个陈述。但也不完全是这样，因为我不可能想当然地接受[读者方面]主体关联到客体（客观地被感知到的，而不是主观的）的第一原则是摧毁性的[但摧毁性并不是对现实的攻击性回应](第90页)

之后，他详述到：

在正统理论中，总是有这样一种假设，即攻击性是遭遇现实原则的反应性，而在这里[在客体关联和客体使用之间]是摧毁性的驱力创造了外部性的品质。这在我的论点结构中是必不可少的（第93页)

温尼科特非常担心，他用 “摧毁”这个术语会让读者相信他认为婴儿对现实予以的是攻击性的反应。对温尼科特来说，情况正好相反，摧毁不是对现实的回应，而是“创造”了现实（“外部性的品质”）。

在这篇[他自己的]论文中的核心假设是，尽管主体没有摧毁主观性客体（投射材料），但摧毁出现，并成为一个核心特征，即因此客体被客观地感知到，具有自主性，并且属于“共享现实”（第91页)

正如我前面提到的，我已经意识到关于温尼科特的论文的一些东西，直到现在我还没有完全说得清楚：他正在发明词语摧毁的某个含义，这既不同于摧毁这个词的一般用法的含义，也不同于任何其他精神分析师使用摧毁这个词的方式。但摧毁这个词的含义是难以捉摸的，因为温尼科特从来没有定义过这个词；相反，他只是通过在他写的句子中使用这个词来表达它的意思。此外，随着论文的展开，这个术语获得了不同的词义变化。

温尼科特对“摧毁”这个词所做的一切——重新定义这个词，仅仅通过他使用它的方式来定义它，并允许他在继续使用这个词时产生新的含义——这样使得这篇论文极其难以理解，也不可能释义。因此，我有必要创造我自己对“摧毁”一词的理解。我理会到的将不同于你，读者，会理会到的，也不同于我明天读温尼科特论文时理会出的意思。

言归正传，在刚刚引用的第二段中，温尼科特使用了短语“摧毁出现”（我之前提到过），我认为这是一种优雅的方式表达这样的观点：即婴儿摧毁母亲，并没有愤怒，也没有摧毁母亲的意图。摧毁“出现”是因为一个健康的婴儿或孩子，请求（要求！）从他或她的母亲那里得到很多，多出任何一个母亲所能提供的。

当后来温尼科特谈到“病人的‘摧毁性攻击’”时，读者必须记住摧毁这个词的用法（第91页），分析师必须幸存。这两个短语-“摧毁出现”和“病人的摧毁性攻击”--在温尼科特的手中变成了“摧毁”的共存面，这两个短语都描述了婴儿或病人“创造外部性”过程的方方面面。当病人（或婴儿）感觉被困在一个唯我论的、封闭的世界中，并感觉到“驱力”时（第93页），摧毁可能以攻击的形式出现，这是为了通向外部现实所作的斗争。即使是在进行“摧毁性攻击”（第91页）“论分析师、分析性技术和分析性设置”（第91页），温尼科特坚持说，“客体摧毁里并没有愤怒”（第93页)。在母婴关系中，当婴儿被驱使着（健康状态下）去使用客体时，摧毁才会出现。

我们会看到，尽管摧毁我正在使用的词，但这种实际真实的摧毁属于客体幸存失败了。如果没有这种失败，摧毁就仍然是潜在的。“摧毁”这个词是需要的，不是因为婴儿有摧毁的冲动，而是因为客体有没有幸存下来的责任，这也意味着在品质、态度上要遭受变化。(第93页)

在这些话的前两句中，温尼科特使用了“幸存失败”一词；第三句话中，他使用了“没有幸存下来的责任”一词。我发现，当提到母婴关系的破裂时，“没有幸存下来的责任”这个短语比“幸存失败”（因为“失败”这个词的评判含义）更准确。我认为，至关重要的是，作为分析师，我们不要对母亲（或我们自己）在摧毁中没有幸存下来的责任妄自评判。

做一名母亲或做一个分析师并不容易，尤其是当一个人在被摧毁着的时候。温尼科特在BBC电台广播和他为公众撰写的书作(Winnicott, 1969b)，试图帮助父母们更容易接纳自己身为父母的感觉（包括他们对孩子愤怒和失败的感觉）。在他的论文“反移情中的仇恨”（1947年），温尼科特试图为分析师做类似的事情。也许大多数分析人士都谦逊地承认，他们无法帮助到每一位接受分析的病人。更困难的是去承认，有时，我们身为分析师，在我们正在进行的分析中无法幸存下来，在对病人和我们自己都造成损害的情况下，我们仍继续跟病人工作（有时没有寻求咨询或进一步的个人分析）。我将在本文的临床部分更详细地讨论分析工作的这一方面。

在转向临床工作之前，我想明确温尼科特没有解决的一个理论观点。根据我的理解，客体使用的达成，不仅仅涉及一种“创造外部性品质”的心智状态（第93页），它还涉及到一种创造无意识心智本身（在这个意义上，有意识的心智与无意识的心智变得不同）的心智状态。当婴儿处于客体关联阶段时，还没有一个有意识心智和无意识的心智：婴儿还不能把他的想法和感觉与他对世界的感知区分开来。随着客体使用的达成，无意识幻想产生了。（“在这里，幻想因个体而启动”，第90页)。

既然外部性的发现允许区分意识和无意识的心智方面，我必须补充一点，我不同意温尼科特的观点，即对母亲的摧毁“始终……在（无意识的）幻想中” （第90页）持续，他后来用稍有不同的词表述了这个想法：“幻想中的客体一直被摧毁着”（第93页)。相比之下，对处于在客体关联和客体使用之间的“中间位置”期间“母亲的摧毁”，我的理解是，母亲的摧毁和她幸存的体验不是无意识的幻想，它们是母亲体验的现实，也是婴儿感知和回应的现实。婴儿对母亲的摧毁（他感知到，她身为母亲感到失败的感觉）的感知和婴儿对她身为母亲幸存下来的感知都是真实的，并且对婴儿“创造外部性”的过程都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些摧毁和幸存的体验是真实的，它们并非在“无意识幻想”中持续，而是在幻想中精心制作的无意识记忆中持续。我所说的“在幻想中精心制作的无意识记忆”指的是，在无意识记忆中登记的一个实际经验，在无意识幻想中精心制作，并作为“在无意识的幻想中持续存在的对（客体）的摧毁”（第90页)的一个“背景”（第94页）。我认为也包括在实际过去事件的心理登记，那些过去事件在发生时没有被体验到，因为它们超出了个体心理上能去处理的能力。那些还没有被体验的心理登记，在“等待”环境（比如在分析性设置中创造的，一种抱持的、容纳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中，一个人的“未过活的生命”（Ogden, 2014）的一部分可能会被过活/被体验到（(Winnicott, 1974; Faimberg, 2013 [1998])。

两则临床讨论

扮医生

40多岁的B先生接受分析说，他“需要帮助”解决生活中现在看来“无法修复”的问题。他无法具体说明问题是什么，但他最常提到的感觉是“绝望”。好像是为了配合他认为的我对他的期望，他跟我谈了他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但这样做的方式让我几乎不知道这些人到底是谁。唯一的例外是他描述的妹妹，她酗酒吸毒，有个小孩，她有时无家可归。她拒绝任何形式的帮助。

当B先生告诉我关于他妹妹的事时，我想起了一幅画面，一个女孩爬上金门大桥的栏杆自杀。我的脑海里浮现出这样一种想法：新闻媒体不报道从桥上跳下来的自杀行为，因为，我想象，报道这些自杀行为会跟这个人获得须臾认可的愿望密谋，刊发的证据表明这个人曾经存在，然而由于可怕的痛苦，结束了他或她的生命。我怀疑B先生有如此强烈需要某种形式的认可，他会放弃他的生命（或我的生命）来实现它。我觉得从他开始分析，就是要对付一个有可能自杀（或杀人）的病人。

我对B先生说：“我想你是想让我知道你的家庭出了严重的问题，由此带来的痛苦是无法忍受的。”

B先生平淡地说：“我想对我妹妹真是这样。”

后来我对病人说：“我怀疑来找我开始分析是你一生中最困难的事情之一。”

他停顿了一下，说：“哦，”这让我第一次感觉到，他和我建立了一种感情上的连接，尽管这是一种非常脆弱的连接。只有在那一刻我才决定和B先生做分析工作。

在分析的最初几年，B先生告诉我，他母亲穿着怪异，一个人站在屋子中间，胡言乱语。他对她麻木不仁，从不邀请任何人到他家来，这样他“就不必透过他们的眼睛去看她”。他大部分时间一个人呆在自己的房间里，或者在屋后的田野里。他的妹妹，比他小三岁，和他们的母亲“联手”，诉说他们的母亲，一天中的每一个细节，他们的母亲“贪杯豪饮”。

在最初的几年里，我觉得我得知病人的生活，但我并不真正了解他，他也不真正了解我。我对B先生很有耐心，总是意识到他害怕暴露他母亲的精神病，以及害怕暴露他自己。有一天，病人会谈开始时说，他有件事一直想告诉我，但他耻于告诉我。他说他和他妹妹在他8岁，妹妹5岁的时候“扮过医生”。B先生抽泣着告诉我他在看着妹妹的生殖器，但没有去触碰。他既好奇又害怕。他说他知道他给她造成了“永久的伤害”。

在B先生告诉我他的“可耻的秘密”之后，我感觉到，他要过早地结束分析，因为这个秘密的分量已经从他的肩上卸下了。尽管他从绝望的感觉中体验到一些解脱，但我觉得他在许多方面都没有参与自己的分析。我们两个很少以一种我觉得有活力的方式交谈。当我说话的时候，我的声音常常听起来单薄和虚幻得出奇。大多数时候，在我们的治疗过程中，我感到茫然，不知所从。在分析的早期阶段，B先生是一个多产的梦者，而且在我们谈论梦的时候，有时会分享一种发现新大陆的感觉，但他很久没有告诉我梦了。

尽管我没有把这个现象与我与B先生的工作联系起来，在我和分析师们讨论他们跟精神病患者的工作时，我开始意识到，我曾经做过那种工作，但已经不再做了，对此我感到惊慌不已。我靠的是声誉，而不是真正的专业知识。总之，我是个骗子。这是一种深深令人不安的感觉，一直延续到我生活的其他方面。

在此期间，B先生连续好几次迟到，这对他来说是前所未有的。在这些天，每一次，当我打开候诊室的门时，我都能感觉到病人的目光仔细地扫过我的脸。我见到他时，他几乎总是盯着地板。我想知道他是否感觉到有什么事让我不安，他迟到是努力帮助我，让我从应付他中得到“休息”。

在其中某次会谈开始的时候，我的思想回到了病人的描述，那就是和他妹妹一起“扮演医生”。我开始有不同的思考。现在我觉得，病人提到的“永久伤害”可能更多的是他早期在精神病母亲手中遭受的伤害，而不是与他对妹妹造成的伤害有关。我怀疑病人一直在试图告诉我一些对他来说非常私人和重要的事情，直到现在我还没有完全听到：他所谓的扮医生的可怕秘密是他试图成为母亲的医生，以治疗她的精神病的一个伪装版本，几乎是一个梦影像。

在这个更深层的无意识故事/梦影像中，他和母亲一起“扮医生”，当他看到母亲精神错乱的内心世界时，他感到好奇和恐惧，但不敢进入，因为如果他真的进入，他就会和妹妹一样，会永远逃脱不掉，也会像妹妹一样迷失方向。我想，尽管“知道这一点”，B先生对自己未能成为母亲（和他严重精神异常的妹妹）的医生感到深深的悲伤和内疚，正是这些失败才是他可怕的秘密。

在这一点上，我意识到我身为一名医生，我自己失败的感觉（我现在称之为“我被摧毁的感觉”）与病人的感觉产生了共鸣。我（在感觉上）不是一个真正的医生，我是一个骗子——我只是在“扮医生”，就像他对他妹妹和他母亲（在无意识的幻想中）所做的那样。当我开始把我失败和欺诈的痛苦感觉看作是B先生试图传达对他至关重要的东西的媒介时，我感到如释重负。

在和B先生在一起的这段时间，我想起了一件事。一位非常亲密的老朋友在临终关怀中心住了几个月，在这期间，她只醒了很短的时间，然后又进入了一个看起来不像普通睡眠的睡眠状态。在我的一次拜访中，我问她睡觉时是否做梦。停顿了很长时间后，她回答说：“我没做梦，感谢上帝。”

我不由自主地对B先生说，“我想念你的梦。”

他哽咽着含着眼泪回答说：“我也是。”

我会尽量不去破坏我刚才通过提供解释所描述的临床经验。关于我写下的这些体验（更准确地说，我书写的体验）几乎立刻就与温尼科特的想法、我的想法、我们的想法连接起来。我写的不是一个插图，更不用说是任何事物的证据，或是任何事物的证明，而是我的头脑中的连接，而且，也许现在就在你的脑海里。我将提供一些感想，而不是解释。

精神病几乎在第一次会谈中，以病人妹妹的形式旋即出现。伴随此的是恐惧：他害怕他母亲致命的精神病，我害怕他致命的精神病，他害怕我致命的精神病。随之而来的是失败：他没治愈他母亲的失败，我没有治愈他的失败，我们没有醒来的失败。还有大量的孤独：他的和我的；在这一路上，孤独也在不断发展：他的，我的，我们的。柔情出现：他注意到我的痛苦，注意到他的注意，他注意到我注意到他的注意。还有一句话：“我想念你的梦想，”我想念你，我爱你，“我也想念你。”

无法从被摧毁中幸存的分析师

这些年来，我已经有相当多的分析师向我商讨过有关分析的问题，在这些分析中，在摧毁中幸存上他们遇到了巨大的困难。我必须概括地谈论这点，因为我无法充分掩饰这些病例，以确保病人和分析师的保密性。分析师几乎总会在一段分析中处于非常苦恼的状态，他说（我通常也同意）这并不能代表他身为分析师的工作。我对发现自己处于这种情况下的病人和精神分析师深感同情，并且我尊重精神分析师，因为他们把一种他几乎总是感到羞耻的情况带到商讨咨询中。

对于分析师帮助病人创造“外部性本身”这一任务的难度，温尼科特毫不讳言（第91页):

如果没有最大程度摧毁（客体不受保护）的体验，主体永远不会把分析师置于外部，因此永远不能超出自我分析的体验，即把分析师作部分自体的一个投射物使用 (第91页，强调为作者所加）

我谦恭地与一位分析师商讨。毕竟，分析师比我更了解被分析者。如果在一系列的商讨会谈之后，我觉得我可能对分析师和他的病人有一些价值，我们开始每周商讨，集中讨论分析师对病人和他自己之间发生的事情的体验（而不是他的理解）。

在这些关于分析师在分析性关系中无法幸存的体验的商讨中，我发现分析师经常感到受到病人的攻击。

承受这些攻击对分析师来说，或许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这些攻击表现为妄想、或者通过操纵迫使分析师真的做了技术层面很糟糕的事情。（Winnicott, 1971, p. 92）

非常重要的是，温尼科特在条款中附加了一个脚注，“这些攻击可能是很难承受的”：

当分析师知道病人带着左轮手枪时，在我看来，这项工作就不可能完成了(1971, p. 92, n. 1)

考虑到温尼科特的话，我注意到分析师这边可能的心理现实，即病人携带一把象征性的左轮手枪——也就是说，病人不仅有能力在心理上杀死他，而且有能力在身体上杀死他。为了进一步帮助分析师获得更大的进入他自己无意识的心理现实的机会，我强烈建议他在解决与病人工作的困难时，回到他的个人分析。

在一个感到被摧毁着的分析师进行商讨时，我不仅关注分析师和他病人的情绪状态，而且也关注他们的身体状态。在我看来，这是分析中发生的摧毁程度的一个关键度量。根据我的经验，分析师无法在摧毁中幸存通常涉及到分析员躯体疾病的发展，诸如严重头痛、异位皮炎和慢性失眠。病人也经常发展出各种身体疾病和自我摧毁性的行为。

如果经过仔细斟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发现对病人和分析师的情绪和身体损害是严重的和慢性的，尽管分析师在商讨中进行了深入的工作（在某些情况下，还进行了个人分析），但仍然有增无减，我建议分析师结束对该病人的工作。作为一个顾问，我的经验是，这样的提议是极端措施，也是罕见事件。

在分析师为自己制定结束分析的方式时，需要做大量的工作。我在参与这些商讨的过程中发现，分析师向病人（并真诚地理解，他自己）传达他结束分析的决定并不意味着病人“无法分析”（无法使用精神分析性治疗），这一点至关重要；这意味着他，分析师，无法对这个病人进行富有成效的分析工作。病人通常可以接受分析师的帮助，找到另一位分析师与其一起进行富有成效的分析性工作。

病人寻找另一个分析师的想法常常自恋地伤害病人和分析师。他们都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在未来的分析师眼中，病人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无法触及的人”；分析师想象病人和新的分析师会认为他是不称职，或者更糟的分析师，关于他作为一个分析师不称职的话会传播到整个精神分析界。虽然这个结束分析的过程对精神分析的一对来说是极其痛苦的，但我发现病人和分析师（无意识地，通常也有意识地）在结束一个长时间对他们任何一方都不好的分析时都会有一种解脱感。

我对和一位分析员的商讨经历感到难过，他得出的结论是，他必须结束一项分析工作，在这样的工作中，在他体验到病人试图摧毁他的时候，他已经无法幸存，而且他予以了报复回应。但我发现，与一位无法承认自己在摧毁中无法幸存，以及无法承认他明里暗里的报复行为的分析师工作，同样令人不安。

我开始相信，分析师对病人最重要的责任之一，就是能够认识到什么时候（面对这个事实）一项分析对他的病人具有持续的破坏性，如果他无法修复这种情境，就结束分析。

结语

在我阅读温尼科特的‘客体的使用和通过认同关联’一文时，我认为在这个客体“因为真实而被摧毁着，因为摧毁而变得真实”的过程中，这个客体（最初是母亲）被摧毁是因为她能够感觉到她在情感上被摧毁着（作为一个真实的人能够感觉到身为母亲被摧毁着）。同时，客体（母亲）正在为婴儿“变得真实”的过程中，即婴儿他感知到他母亲的情感被摧毁的现实，以及感知到母亲她在摧毁中精神幸存的现实。她之所以能够幸存下来，是“因为[她是]真实的”——因为她能够用自己正被摧毁着的感觉以及在摧毁中幸存的感觉做无意识的心理工作。

我还建议，获得客体使用的过程涉及的不仅仅是创造“外部性的品质”（第93页），也包括创造无意识心智本身（意识心智和无意识心智方面的区别），以及创造自体。

我和温尼科特不同的是，当他说母亲“在（无意识的）幻想中……始终持续在被摧毁”（第90页)。我要说的是，母亲的摧毁性和她的幸存并不像无意识的幻想那样持续存在，（第94页），母亲真切地正在被摧毁着和在摧毁中真实地幸存，不是无意识的幻想，而是无意识的记忆（在无意识的幻想中精心制作）。

注：

1 Winnicott (1971).

2正在讨论的句子语法——“因为真实而被摧毁着，因为被摧毁而变得真实”----意味深长，摧毁这个动词在被动语态中（被摧毁destroyed）被两次使用。通过去掉主语（婴儿）和动词的主动形式（destroys），在句中，名词“摧毁”只是“出现”了（第91页)。隐含的意思是婴儿并不是蓄意摧毁客体；相反，正如温尼科特在论文的后面所说，“摧毁出现了，并且成为了一个核心特征，客体被客观地感知到”（第91页)。通过这种方式，温尼科特巧妙地通过句法结构介绍了一个想法，从而使读者能够接受它，然后再置于更具解释性词语里。

参考文献（略）